从《考城隍》说起

《考城隍》借“过阴”(又叫“走无常”)的故事,写作者的胸怀。显然是初创的缘故,笔力还没放开,写得有些拘谨,然文采、气韵、章法、姿质,均已初步形成《聊斋志异》独有的艺术风格。

艺术的大海——《聊斋志异》丰富性初探

“生活是海洋”。一位诗人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说生活是美的时候,首要的难道不是它的丰富和充实么?而生活的丰富性,又决定了艺术家也必须从丰富性这一点上去探索生活、表现生活。中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名著《聊斋志异》就象生活本身那样富赡,叫人爱不释手。

论《聊斋》艺术构思的独创性

艺术构思是作家把粗陋的生活之蛹变成艺术彩蝶的过程。各种文艺作晶从主题的提炼、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艺术形式的挑选,直到语言的使用,都随构思而萌动,髓构思而伸展,而点染,而翩翩欲飞。优秀的文艺作品,杰出的艺术家总是以艺术构思的独创性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蒲松龄的《聊斋》正是这样的。因此,研究它的构思,

论《聊斋志异》中“士”阶层的才命观

(一)古今之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社会之命运系在一起的情结,达观地解释,是所谓“腹中贮藏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悲观地解释,就是自先秦以降为儒家文化所熏染的中国志士仁人的忧患意识。情结也好,意识也好,都是一种抱定的人生哲学观,我们称之为才命观。

《聊斋志异》中的科举活动

在我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对于科举制度都有所描写和批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广泛地接触到科举制度题材的重要作品。作者根据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痛苦体验和深入观察,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采用狐仙鬼怪的神话形式,含着积怨的泪水,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聊斋》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之一也正是从对科举制度种种弊端的抨击和讽刺上表现出来的;即使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蒲松龄也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明清科举制度的丰富资料。

一场幻想都成梦,几卷残书不合宜——试谈蒲松龄和他笔下的考生形象

《聊斋志异》的成就,前人多有论述。本文试图讨论的,既非柔媚多情的花妖,亦非那些可爱可亲的狐仙,而仅仅是与蒲松龄的人生历程极为贴近的那些科举考生形象。这些考生,大多穷经皓首,然而终究科场失意,不得鹏举,潦倒终生,演出了一出出人生的悲剧。由《聊斋志异》而看作者生平,

韵与气的融合——《聊斋志异》的风度与力度

中国的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源于两个不同的系统。白话小说源于民间的“说话”,一经问世便镀上了商品的烙印,为了推销自己,曲折的情节和通俗化的叙述方式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而文言小说则是从子、史中脱颖而出,进而成熟于“文学的自觉时代”。其作者不把它视为商品,而自觉地以之抒写性灵,展示情趣,因此,抒情性便成为文言小说的鲜明特征。伴随着这一特征,文言小说往往追求一种醇厚典雅的风度,或曰书卷气;忌俗,亦排斥鲁莽和过分的狂悍。越是优秀的文言小说,在风度上越是讲究。《聊斋志导》

双重超越:聊斋与三言二拍之比较

为了认清一部文学作品的地位与价值,最可靠的方法是选定某一参照物,通过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比较,确定其在文学发展纵横座标系中的位置。对于《聊斋志异》来说,“三言”、“二拍”可以充当这一参照物。尽管它们分属于文言短篇小说与白话短篇小说两个不同的系统,但若从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这样一个大的领域着眼,便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实际上,自唐以来,文言短篇小说与白话小说便相互影响,交错发展。产生于明末的“三言”、“二拍”正是汲取了以往文言与白话短篇小说的成功经验,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稍后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论美感与《聊斋志异》中的知己之情

一蒲松龄对于美的论述很少,而且多限于具体的对象,比如女性之美,文章之美和风景之美等等。他认为美纯粹是“心之所好”,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他在《聊斋志异·吕无病》中说:“毛嫱、西施焉知非自爱之者美之乎。”他在《毛狐》中又借狐女之口说:“子思国色即是国色”。从“幻由人生”出发,他甚至认为“一曲歌来,文武衣冠皆入梦。三通鼓罢,穷通妍丑尽成空。”(《聊斋文集》卷十)干脆把美和丑都看做是虚幻的空无。蒲松龄这些关于美的看法,自然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体系的,同他在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一致。因为他一则说:“天地在大化中,不啻旦暮之在天地;

心灵之镜里的社会投影——论《聊斋》心理描写的特色

《聊斋》里有一则故事,叫《雹神》,主人公是《封神榜》里所描绘过的冰雹神。他虽然执行任务临动身时“霹雳一声,几案摆簸”,颇令人惊心动魄,然而这位神,却不是铁面无情,只管执法的神,他居然听取同乡人的请求和张天师的建议,把上帝额定数量的冰雹下在沟渠里,而不下在农田里。这表明他是位既不违命,又不背情的心向着农民的“两面人”。《聊斋》中神仙鬼怪各以百计,心理都是人的,这是常理,也算不得《聊斋》

蒲松龄与科举

自从科举制度确立起来的千余年时间里,和科举制度关系至为密切的文人,大约可以说无过于蒲松龄了:他几乎终生在科举应试的泥潭中挣扎,而且在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的写作生涯中屡屡以之为题材。蒲松龄出生在山东淄川蒲家庄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祖上虽然没有出过什么高官显宦,可终究是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到得蒲松龄一代,其家虽已很消乏,但琅琅书声并未绝响。其父蒲槃虽因家计艰难,加以二十几岁尚未能掇一芹,于是弃儒经商。不过待到家境亨泰以后,便又“

试论《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在《聊斋志异》里,对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主要不是指篇章数量和篇幅长短而言,而主要指它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题材分类中所占的份量。而如果从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病:首先,它集中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根本问题:这个制度究竟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封建时代,统治者开科取士,总是宣称要“选贤举能”、荐拔真才,以“学而优则仕”为标榜。

“人曲”“鬼曲”,异曲同工——《聊斋志异》与《十日谈》之比较

有鳏者自抚幼子,以老仆司阍,司炊,禁子不令出户庭,目未经睹妇女也.一日,携游里巷,睹艳丽者,以问父,论语之曰:鬼也。及归,问:“儿今日所见何好?”对曰:“只鬼好。” 引自《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卷七.青娥》 某男子中年丧偶,带看幼子进山里修行,他绝不跟儿子提到世俗之事,只教儿子背诵祈祷诗文。除了父亲外,儿子再没有见过别人。儿子长到八岁,第一次随父亲下山,迎面遇到一群年青漂亮的姑娘。小孩子立刻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儿子被女人唤起邪恶的肉欲。

清初知识分子心态的绝妙写照——蒲松龄《画像题志》发微

蒲松龄74岁时的画像连同其亲笔“题志”,实是蒲氏晚年复杂、矛盾乃至隐秘心态的绝妙写照。其中微义,既有着对自身价值的显示,又有着对一生科举失意的反思,并交织着相当程度的民族意识。而这种既不忘功名、仕进;又在内心深处对清人入主不满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清初实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形成原因,与当时社会环境、清统治者的武化、文化政策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有关。

也谈“孤愤”、“寄托”

在论及《聊斋志异》创作情况的文字中,“孤愤”、“寄托”这两个词的出现,次数比较多。论者总是联系书中有关内容,把“孤愤”一词的内涵界定为“作者对清朝黑暗统治,对封建科举制度,对封建礼教之愤”,再联系起“寄托”一词,把它的意思界定为“形式上写鬼狐,实际上是别有所指”,对于这样理解“孤愤”和“寄托”,存在下面两点疑问:一、与“孤愤”、“寄托”两词所出的那一段文字的语境有矛盾。

借庄抒孤愤 作镜穷神奸——浅谈蒲松龄寓言作品之一

蒲松龄在《庄略小引》中曾经谈道:“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余素嗜其书,逐猎孤而取其白,间或率凭管见,以为臆说,但求其顺理而便于诵。其虚无之奥义,余固所不甚解,即有能使余解者,余亦不乐听也。”足见作者对庄子文章的推崇。因之,他还选编了《庄子》的精华,而且“率凭管见”

《聊斋志异》的生存观

蒲松龄《聊斋自志》言"喜人谈鬼"、"雅爱搜神",整部《聊斋志异》(以下称《聊斋》)也是极尽设幻造奇之能事,鬼与狐乖张,神与怪并世。然而一则他的朋友劝他"聊斋且莫竟谈空,涪水神刀不可求",一则连他自己也说"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似在神仙鬼狐精魅的描述之外,渗透着隐忍不尽的悲凉与感伤。说到底,神仙何求,鬼狐何在?但是,蒲松龄在真真幻幻的大观园里,却让一出出、一幕幕隐喻生生死死的大戏小戏纷纷上演。他真中设幻,言外皆意。戏中有人所能言的神仙话,也有人所能为的鬼狐事。

记梦作品的演进——从《诗经》到《聊斋志异》

自文学产生,梦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文学是"白日梦幻",是愿望在一种假定性情境中的实现;而梦则更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愿望与心理,正因如此,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早就有了记梦作品。《诗经》已有占梦诗,《小雅.斯干》曰:"乃寝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