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情中情感选择与社会动员方式的内在逻辑——基于“山东于欢案”的个案分析

基于微博舆论场域中的情感现象和社会动员状况,探求其间规律是当前我国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的现实课题。研究以'山东于欢案'为研究对象,基于'什么样的情感和情绪能够引发社会动员'和'情感和情绪如何引发社会动员'两个视角,发现在'山东于欢案'中,消极情感更能够引发社会动员,且集中在感性动员;积极情感和无情感引发社会动员的效力相当,且偏向于引发理性动员。情感表达丰富社会动员方式、情感渲染促进群体共识形成、情感共鸣推动社会动员开展,三者的层层递进引发了社会动员。

刑事司法裁判的方法与限制——以“于欢案”为样本的分析

司法裁判的方法包括认定事实的方法和适用法律的方法。考察历史上各法学流派关于裁判方法的争论,核心在于如何看待法律规则和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当代法治条件下,司法裁判的关键是处理好严格遵守法律规则与发扬法官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在法的安定性价值与法的妥当性价值之间求得平衡。"于欢案"为研究司法裁判的方法提供了典型样本。通过对"于欢案"一审判决书、二审检察意见书和二审判决书的实证分析,揭示出司法人员的法律思维及其背后的经验法则、法律逻辑和司法良知,是影响司法裁判的主要因素。

期待可能性在正当防卫中的适用问题——基于昆山砍人案、于欢案等案件的分析与反思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法定自卫权。由于认定标准过于机械化和司法理念固化等原因,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率极低。严格要求构成要件的形式符合程度,忽略期待可能性这一基本刑法理论是导致司法认定偏差的重要原因。应当在正当防卫认定的过程中加入期待可能性作为考量因素,纠正司法偏差,缓解情与法的冲突,并以案件现场环境、防卫人心理及认知状况等具体情况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依据。

正当防卫的认定逻辑及其完善——以“于欢案”为例

正当防卫在理论上的一般争议体现在防卫意图必要与否、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能否成为防卫对象等方面,对其认定标准亦存争议。"于欢案"作为该制度的典型代表之一,应成为研究的重要素材。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往往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采以严苛的态度,存在站在"绝对理性人"角度判断案情、唯结果论等问题。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可从理论和司法应用两方面加以完善,在认定中可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将《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应认定为注意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重新审视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克服僵化的思维模式,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统一适用法律标准。

于欢案的宪法学分析

2017年3月引发媒体强烈关注的于欢案,于当年6月做出了二审判决,判决肯定了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于欢正当防卫的定性,并以防卫过当为由将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酌减为五年有期徒刑。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令人满意的,但二审判决以行为目的而不是行为本身来评判逼债行为的正当性,以及二审判决机械对待正当防卫的均衡性原则的做法,仍是有失公允的。特别是在保护防卫人的人身自由权、性自决权和住宅不受侵犯权等基本权利方面,二审判决及其所依据的刑法规范做得尚不够充分。概括来讲,不能简单将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界定为非法拘禁罪,而应以抢劫罪和绑架罪论处,也不能完全禁止以致死的手段防卫严重的强制猥亵妇女行为,最后还应该扩大侵入住宅罪的"住宅"的适用范围,为侵犯住宅罪设置无限防卫权。

舆情风波:网民话语诉求中的“想象的共同体”——以“于欢案”引起的舆情风波为例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等政策措施正逐步落实,经济社会面临较大压力,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潜藏在社会角落的各种风险经由网络媒体一点就燃。每一次舆情风波,都是一次风险的释放和扩大,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冲击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每一次舆情背后,总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网民汹涌澎湃的话语诉求,而网络话语的建构往往离不开诸如弱势群体的身份建构和集体同情的机制运转。本文以2017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于欢案"背后网民的话语表达为研究对象,以"想象的共同体"为理论视角分析研究网民群体话语的建构,研究发现网民的话语表达暗含身份建构、身份认同、共同体想象和受众的狂欢等系列运作逻辑。

互联网时代媒体与刑事司法关系的协调——基于于欢案的思考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实践中,常常出现媒体报道干扰司法裁判的现象。以2017年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的于欢案为例,从一审到二审,引发我们思考如何促进媒体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文章从媒体监督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和冲突出发,提出二者关系良性互动的设想,以期我国司法能独立良好地运行。

专业化辩护应以全面分析与论证案情为基础——以于欢案为例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律师的专业化辩护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实践中看,只有建立在全面分析与论证案情基础上的专业化辩护,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从于欢案的辩护过程看,虽然这一案件的辩护意见仍有补充、完善的可能,但从这一个案也能折射出,全面分析和论证案情对专业化辩护具有的重大意义。

走进制度的天地——第三只眼睛看“于欢案”

民众对"于欢案"的关注,是对司法的关注,对公平正义的关注,也是对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的关注。小微企业困局、高利贷乱象、私力救济的失范等多种原因导致此案的发生。司法机关处理于欢案件应该回归事实和法律本身,通过理性司法引领民意,不能简单地迎合或屈从民意。

热点事件报道中的法律知识传播——基于知沟理论的“于欢案”研究

媒介传播效果中存在的知沟现象,阻碍知识传播。在当前我国处于较为严重的社会结构分化情境下,知沟现象也自然存在于社会媒介的传播效果之中。本文对"于欢案"相关新闻报道中的法律知识传播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在复杂热点事件中媒体如何进行有效舆论引导,如何进行法律知识传播论。

论刑事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以“于欢案”为例

于欢案中的主要问题是于欢实行防卫行为时,对方的不法侵害是否具有紧迫性,以及若认定于欢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其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于欢案一审和二审过程中,司法机关和辩护人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分析。认定不法侵害紧迫性,应在实质的层面判断法益受威胁的程度,认定防卫的必要限度应当对不法侵害危险程度、客观环境条件等综合判断。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体现了较为严格的态度,可以适当放宽。

透视“于欢案”网络舆情与舆论引导

网络舆论的变化有多种因素,其中积极的舆论引导可以加速事件解决的进程,营造积极的社会情绪氛围。本文以"于欢案"为例,分阶段解析其舆论形成与消解过程,认为官方话语在蔓延期引导理性氛围、反复期引导启发民智、长尾期引导社会信任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为舆论引导提供了借鉴。

探析互联网对公权力的监督——以于欢案为例

由于《南方周末》的持续报道,使得于欢案引发网友热议,于欢案一方面反映了网络舆论监督方式逐渐成为互联网监督公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具有许多传统舆论监督无法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影响互联网监督公权力的相关因素,文章结合于欢案反映的互联网监督公权力的问题,分析其积极与消极因素,从而提出完善互联网监督的权力的构思。

浅论国内舆论和司法的互动——以于欢案为例

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的官网上一篇名为《刺死辱母者》的深度调查性报道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在二审判决书中,法院裁定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从于欢案的审理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一场舆论风暴的发酵形成及其与司法审判的互动。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司法公开接受舆论的监督,这些都是于欢案超越个案的亮点所在。

从于欢案看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于欢案个案中反映出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有正当防卫认定难、缺乏必要出罪事由和人民陪审员制度亟待完善等。为了解决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上诉问题,需要完善对刑法正当防卫规定的解释、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适当转变刑事司法理念。

法与不法:比较法视野下的德国判例与“于欢案”一审

"于欢案"一审判决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关于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大讨论,其成为学界反思司法适用法律问题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并入选最高院第18批指导性案例。德国柏林墙守卫案裁判始终遵循法律的正义理念,彰显了法的温情与价值。"于欢案"一审,对案件的定罪与量刑缺乏生活经验和法律适用层面的深入考察,未能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导致量刑畸重,影响了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为了避免类似行为的再次出现,着眼于法官思维由事理向法理的转变、公正审判与司法公开并行、排除干扰公正司法三个方面的完善,以期裁判者能够秉承崇法精神,依法裁判。

从于欢案谈我国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的缺失

于欢故意伤害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其背后不仅由情理道德与社会舆论的推动,更是暴露了我国在正当防卫法律制度建设的不足。实体法的空缺尚需学者的潜心研究方能补足,但当事人权益经不住漫长的等待。实质上,我国在诉讼法中早已确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以平衡诉之双方的能力。但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构建方面,我国目前处于制度空白、实践混乱的局面,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正当防卫证明不利的责任后果由被告人承担。通过于欢案的警示,我国应当在立法上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明确交由检察机关承担,在证明犯罪成立过程中排除正当防卫等合理怀疑,以实现准确打击犯罪,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浅析深度报道与舆论监督对新闻事件报道的影响——以“于欢案”为例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比较尖锐的矛盾,如贫富差距大、分配不均、教育资源不平衡、医疗体制不完善、环境污染等。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公众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声渠道,也能参与到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去。媒体有引导舆论的作用,对于一个事件的发生起因和发展过程,如果媒体能做出深度而且客观的报道,那舆论就会更加理性。

“于欢案”之法理蕴意

"于欢案"是法治背景下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产物,是权力、权利相互间张力之反映,是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一系列法治因素异化的综合缩影。"于欢案"不仅反映了公民法治意识之淡薄,亦反映出了立法、司法、执法等体制的弊端。有鉴于此,于"于欢案"所折射的诸多法治矛盾进行归因分析,不仅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同时亦有助于发挥法律应有的教育、指引、评价、预测等规范价值。

论“于欢案”中的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

2017年4月14日下午,山东聊城发生了震惊国内民众的"辱母杀人案",舆论和司法如何良性互动再次引起热议。事件大致是一位女企业家苏银霞因借高利贷,被11名催债人催要欠款,在其公司接待室被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并进行侮辱。在其控制期间,当晚22时许,因不堪母亲被辱,苏银霞之子于欢持刀将几名催债人捅伤,造成一人死亡,两名重伤,一名轻伤。于欢被聊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聊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之后被告人于欢、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省高院提出上诉,山东省高院经二审审理,改判于欢构成正当防卫,属防卫过当。为什么前后审理的结果差距如此之大?在法理和伦理上我们应如何做出选择?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界限又是如何划分的?为此,将从"于欢案"的案情入手,从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志、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两方面分析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