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环城与桃源走笔——老舍1941年的云南之行及其文化意义

老舍与云南确有一些因缘。1941年,老舍应邀到云南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光。老舍在昆明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并游览了大理。老舍对昆明和大理的城市形象进行了书写,他对云南"田园城市"气象感到欢悦但也有委婉的批评,从中可以看出老舍的精神诉求与文化想象。老舍在抗战时期的云南有特殊的交友体验,他受到诸多朋友的精神濡染而转向文化思辨,在云南完成了创作艺术的实验。对于老舍而言,云南是"桃园"也是"桃源",老舍1941年的云南之行具有双重的文化意义。

既见玉龙,又见梅里

冬日云南,一半是晴暖如春,一半是雪山雄壮,令人心向往之。要看到玉龙雪山的巍峨,就要从海拔4500米处一路攀登;要看到梅里雪山的雄壮,便要驱车翻山越岭。云南之行,我是幸运的,捕捉到了日照金山的盛景,也在318国道找到了梅里雪山的最佳观景点,没有辜负翻山越岭的辛苦和每一个凌晨严寒下的坚守。

对黄一农先生《春柳堂诗稿》若干考论的商榷

本文就黄一农先生新近在《曹雪芹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张宜泉研究问题的若干考论谈了一点商榷性意见。主要是:1.张宜泉并没有云南及南方之行;2.《春柳堂诗稿》中的太阳宫并非《宸垣识略》所指的太阳宫,制约《春柳堂诗稿》写作年代的不是"大明"一词,而是讳字不讳问题;3.张宜泉的续弦并非张宜泉儿子禧儿的生母,张宜泉续弦时间应在五十五岁左右;4.《春柳堂诗稿》自序的写作年龄是五十一岁,《春柳堂诗稿》中的五言近体诗与七言近体诗在时间上是前后衔接关系;5.《题芹溪居士》题注中的曹的""字并非"霑"字的讹写。

老舍的云南行与梅贻琦之约

老舍1941年8月26日由重庆飞抵昆明,应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邀请到联大讲演,至11月10日共在云南讲演游历两个半月。此次老舍的云南之行不少研究文章中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但因这次讲演活动而与梅贻琦发生的一段交往则少有人提及,虽然很难评判这段交往在二人一生历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但借助一些资料的梳理仍然可以一窥在大时代的风云中,萍水相逢、君子之交的平淡与美好。

海龟

我的云南之行和我往常去中国有点不同。要说此行,得先讲“海龟”。外籍“华”人,比如我的父母和我,常被称为“海龟”。没错儿,就是大海里的乌龟。海龟总是穿洋过海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中国人很会借用逻辑。我父母就甭说了：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母语是中文。我却不一样：我生来就是海龟。年年跟着我父母去中国探亲访友,可每次我都能感觉到空气里的紧张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