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统治者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及边疆治理的影响

明代统治者基于经略云南的政治考量,通过政策扶持、设僧司衙门、礼遇僧人、兴建寺院、僧籍管理、地方官员参与、传播佛教文化等多种手段,为云南边地佛教营造出相对和谐宽容的宗教文化环境,使云南边地佛教发展获得制度保障和政治便利。而明代统治者通过社会动员、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等政策措施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管理,促使其成为拓荒垦殖、固疆兴边、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以及内地与边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黄金纽带”,也促成云南边地佛教在中国化、社会化、世俗化、民俗化的进程中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边疆稳定。

云南边地风景的发现——以《红河之月》为中心

语言学家邢公畹的文学代表作《红河之月》,生动地呈现了1940年代云南边地绚丽多姿的画卷。对边地多重风景的发现,既强化了文本的文学性,亦极大扩充了文化蕴涵。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一开始所秉持的左翼立场有所变异,反思暴力和消弭矛盾,以及促进边地民族和谐团结,逐渐成为书写的重点。通过对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危机的镜像呈现,揭示了他们精神的内在矛盾。在风土书写中,多有移情因素的浸润,既使自然景观有所变异,又凸显了边地文化生态的复杂性。

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及朝廷处置方略

明初在西南边疆地区设立了诸多土司,形成“三宣六慰”格局。明朝在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时失信于缅甸和木邦等土司,成为明中后期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导火索。天顺以后,明朝西南边疆治策变化,且处置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失误频频,致纷争愈演愈烈,部分土司脱离明朝统治,云南边地土司政治归属发生分化,不仅影响明朝西南边疆军政设置,也导致缅甸土司灭亡,客观上促成缅甸东吁王朝的统一和北扩。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重新界定了明朝与周边之关系,奠定了明末清初西南疆域空间转型的基础,构建了新西南疆域空间,深刻影响了清朝的版图意识,改变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之陋规禁革碑刻研究

清代禁革碑刻,在边远地区较为稀见,因此,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留存至今的四块禁革碑刻,就尤显珍贵。它们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立于滇西芒市土司署衙的《总督院禁革土司执礼陋规碑》,嘉庆十五年(1810)立于滇南纳楼土司署衙的《□□明示碑》,道光十七年(1837)立于滇西南缅宁抚彝厅的《署缅宁抚彝府永革陋规碑》,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立于滇西南甸土司署衙的《永垂碑》。四块碑刻,既是关注清代土司地区陋规问题的直接证物,还是揭示清代治理土司地区社会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深入研究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持。

蒙元时期何以运用土官进行边疆治理——以云南边地实践为视点

对西南边疆早期土司设置理路进行了梳理。认为早期土司多以"土官"面目出现,其产生于内地;蒙古汗国主要借助土官展开战争善后工作,并以土官区作为兵源、军需物质的补给地;元朝早期,土官辅政辅军的特色鲜明,不断调整土官布局和重新整合土官力量,均是为了强化这种特色;元朝中晚期,西南边疆成为中央政府治理的真空地带,政府滥委土官辅政辅军,结果导致地方兼并势力的勃兴,并带来边疆治理的灾难。

绮丽多姿的云南边地画卷--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解读

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既有忧患意识与批判锋芒,又有追寻精神家园的鲜明乌托邦取向。文本从探险者、发现者、体验者的多重视野出发,对抗战期间的云南边地作了精彩描绘。此书以饱满的创作热情,精彩的艺术表现成为现代云南游记的经典。

论白桦“十七年”时期的云南边地书写

"十七年"时期,白桦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以云南边地生活为背景的诗歌和小说。他以现代性的隐喻手法、民族视角的叙事策略书写边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重新审视云南边地的风貌,呈现了"中心—边地""自我—他者"的关系。

生态审美视野下新时期云南边地小说创作探略

生态审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旨在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审美方式和审美观。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经济、文化的边缘性,云南的边地小说创作被纳入乡土文化、民族文化、边地文化范畴中加以研究阐释,遮蔽了其内在的生态审美性。以新时期云南边地小说创作为例,立足生态审美视角,发现新时期云南边地小说创作在自然生态层面反映出生命意识与自然景观的融合,在家园意识层面表现出诗意栖息与本真存在的交汇,在审美理想层面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

曾昭抡《缅边日记》的云南边地文化书写

曾昭抡的《缅边日记》是抗战时期关于云南边地的旅行日记,行程从昆明始,经楚雄、下关、保山、龙陵,到芒市终。他用一个科学家和外地人的视角来考察云南边地的历史文化。对云南边地的交通文化、日常生活习俗和土司文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展示了云南边地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和阶级性等特征,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

试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以清末民初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传播肇源于清末西方列强入侵所引发的西南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转变原有的国防观念,更加重视云南边防,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作用下,清政府的现代国家边界意识越发清晰。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使命的推动下,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政府借助于新的印刷技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武器和学校教育的组织形式,试图同化边地少数民族、巩固边防。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边地酝酿、中心生成又反传边地,其在云南边地传播的过程,其实也是教育同化的过程。历史地看,这样的努力是成功的,但边地少数民族传统的"世界观"并未因此而完全消隐,依然具有生命力。

云南及周边地区野菜和野果资源

本文是根据"云南及周边地区生物资源调查"项目的系统调查结果汇总的。云南及周边地区野菜和野果资源,指的是该地区栽培蔬菜、果树及其野生近缘植物之外的可食的野菜和野果。云南及周边地区是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少数民族都有采食野菜和野果的习俗,并且在长期采食野菜和野果中,积累了丰富的食用方法。本文介绍云南及周边地区的野菜和野果,旨在为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并为国家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有关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

云南及周边地区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

"云南及周边地区生物资源调查"项目是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现已通过国家验收。云南及周边地区是低纬度高海拔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农作物的种类和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都十分丰富,并且孕育了丰富的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本文仅介绍云南及周边地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果树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旨在为这些野生近缘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制定国家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相关信息。

云南及周边地区稀有农业生物种质资源

"云南及周边地区生物资源调查"项目于2006-2011年,对云南省31个县、四川省8个县和西藏自治区2个县的农业生物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系统调查的41个县的地形、地貌十分多样,气候类型很多,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加之,这些县份都集居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有各自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从而赋予了农业生物资源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正因为这里的多样性气候和各异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通过调查获得了大量基础数据和信息,收集到5300多份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其中有一批稀有种质资源,这些稀有种质资源对相应农业生物的起源进化和系统分类研究,以及新品种选育都具有重要利用价值。

云南及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对农业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云南及周边地区生物资源调查"项目属于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云南及周边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农业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外来文化的渗透,该地区正经历着较大的变迁,少数民族文化和农业生物资源正在逐步消失[1]。为了保护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农业生物资源,对该地区的41个县和10个民族进行了系统调查。本次调查全面完成了各项任务和考核指标。本文仅介绍云南及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对农业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情况,旨在为国家保护和发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制定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和科学研究提供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

多套格点降水资料在云南及周边地区的对比

利用1979—2006年云南及周边地区148个测站月降水资料(简称为STN)与APHRO(日本APHRODITE高分辨率逐日亚洲陆地降水数据集)、GPCC(全球降水气候中心的月降水合成数据)、CRU(英国East Anglia大学提供的月降水要素数据集)、CMAP(雨量资料与卫星估计及NCEP/NCAR再分析降水场合并分析月数据)、GPCP(全球降水气候中心研制的全球陆地雨量计观测分析月数据)5套格点降水资料,分析了云南及周边地区气候特征。结果表明:5套格点降水资料空间分布与STN基本一致。EOF第1模态空间场分布也表明:这5套格点降水资料与STN空间分布特征较为一致,但5套格点降水资料在滇南、滇西北、滇川黔交界的3个区域的分布与STN有较大不同,各套资料的EOF第1模态时间序列、与STN的相关系数及均方根误差均随时间不同呈较为一致的波动性;在降水空间分布、相关系数及均方根误差3个方面,APHRO适用性最好,GPCC次之,CMAP与GPCP无明显差别,CRU最差,其中APHRO,GPCC在对降水估计偏低,CRU对降水估计总体略高,CMAP略低,GPCP对降水估计则明显偏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边地逻辑——基于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现象的考察

中国境内“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客观条件。同时,如何在普遍性的客观条件下,找寻相关经典跨族群关系建构中的历史演变特征、规律,进而在学理上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历史逻辑问题,应为当前学界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重大课题。再则,普遍性特征的背后,往往是“点”与“面”的衔接性,是“边缘”与“中心”的整体契合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彰显,既需要内地中心普遍案例的量化支撑,还需要边地社会经典样本的质性论证。可以说,边地社会样本的客观存在,方能直接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存在。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普遍客观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不仅在跨族群关系建构层面提供了混融共生这一内在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学理载体,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地社会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现实实践层面的厚重支撑。

云南少数民族“蛊女”意象的定格与超越——以《摩雅傣》为起点的叙事策略分析

明清以来的汉文典籍中有关妇女"蓄蛊"的蛮夷化书写与华夏文化圈边界的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云南边地那些被诬蔑会放蛊害人致病的少数民族妇女很快便成为作家文学争相涉足的叙事母题;在旧社会被侮辱与受损害的"琵琶鬼"作为整个民族新生的象征而获得解放,这是民主改革时期达成的共识。然而,对云南少数民族蛊女命运这一话题的强调又反过来让作家们萌生出要改编或解构《摩雅傣》的内在冲动,这种潜在的叙事策略使得"妇女解放"作为宏大话语不断受到读者的质疑。

彝乡风情的精彩描绘——施蛰存《路南游踪》解读

施蛰存的《路南游踪》,生动传神地传递出云南边地方方面面的情态。在科学考察的视角中,记述了石林的风貌,以及具有独特彝族风情的民俗文化活动。此外,文本还融入了著名海派作家的独特体验。无论在文学创作抑或彝族文化研究方面,这部游记都在抗战时期云南游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云南历程与中国之爱的深化——重读埃德加·斯诺《马帮旅行》

斯诺的《马帮旅行》,是一部独具魅力的现代云南游记。从中可以充分领略到作者勇敢的探险精神,对云南边地的“跨文化”想象,以及独特的幽默风格。文本折射出斯诺对于云南乃至中国的深深热爱,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