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专长是第三种知识吗

基于专长与经验研究,科林斯提出了互动专长概念,并认为互动专长是介于形式化的命题知识和非形式化的默会知识之间的第三种知识。互动专长是指互动专家能够在缺少身体完全沉浸于某个专业领域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依然能通过语言社会化获得该专业领域的流利语言。然而,科林斯误判了隐藏在互动专长背后的默会认知、具身认知及隐喻认知的重要意义,低估了玛德琳的具身程度和他自己在引力波物理学田野调查中的具身程度,误解了现象学身体在获得互动专长中的巨大作用。获得互动专长所需的身体条件并非像科林斯认为的那样是“最小的”,且科林斯对互动专长的理解缺乏现象学“身体-主体”的整体论思想。因此,将互动专长定性为第三种知识缺乏充分的依据。

公众参与科学中互动专长论的引入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二波论证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性,但在公众如何参与科学方面学者们却意见不一,柯林斯的互动专长论在这方面颇具前景,它不仅可作为突破公众参与科学的知识障碍的理论工具,而且在从具体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科学、增强不同范式的专业共同体间的有效交流及为科学实践治理的效率—公平均衡提供框架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互动专长论也遭受着对互动专家成就、对转译默会知识的能力和必要及对对技术阶段—政治阶段划分的质疑,这是它面临的主要困难。对此,一个可行的策略是继续循着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的旨趣,反思来自其他阵营对这种旨趣的批评,结合更多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分析,探究和完善互动专长论及其在公众参与科学中的作用。

互动专长的探究与批评

科林斯提出互动专长概念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强互动假说"和"最小具身论点"。为了论证和验证互动专长,科林斯不仅援引思想实验和现实案例,而且围绕"色盲""完美音高"及"引力波"开展了系列"模仿游戏"实验。实验结果表明互动专长存在,由此对"强互动假说"和"最小具身论点"形成支持。然而,塞林格与米克斯对科林斯围绕互动专长的上述观点持批评意见,质疑他援引的案例及其体现的事实根据,认为"最小涉身论点"站不住脚。有必要结合现有的批评意见从更为多元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加强对互动专长的探究,进一步阐发互动专长在思考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合法性、公众理解(参与)科学、多学科和跨学科交流及语言社会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互动型专长:一种新知识类型

"互动型专长"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提出的一种介于意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之间的新的知识类型。互动型专长具有两大属性:其一是获得时间较长,其二是具有寄生性。在关于互动型专长的载体问题上,以德雷弗斯为代表的"个体的体知合一"观点认为,认知的形成主要依赖于身体;以柯林斯为代表的"社会的体知合一"观点则认为,认知来源于社会,并且,他认为只要掌握了"最低限度的体知合一"便能获得互动型专长。这种新的知识类型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身与心、专家与外行之间的二元对立。

科学教育中科学家的角色与功能

部分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的专业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是发展高质量科学教育的关键要素。科学家为何以及应该如何深度参与到其他专业群体之中,即科学教育中科学家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问题,尚缺乏适当的分析框架。互动型专长这一概念框架,强调科学研究中的默会规范,以及外行沉浸于科学研究活动与科学群体之中的重要性,适用于分析当前科学教育如何实现实践转向。当下的科学实践存在着社会−认知上的层级迁移、更强的默会程度和交叉性等特征,科学发展的动态性和科学探索的复杂性给科学教育变革带来了新挑战。科学教育在将科学认知实践的真实过程、与认知实践相关的社会维度等转化为教育资源时,衔接不足。通过参与校内外科学教育,科学家能够促进科学外行的互动型专长,自身也能获得一定的社会−认知受益。科学家深度参与科学教育有多重角色,是促进学生参与和理解真实的科学认知实践的衔接者和资源提供者、科学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者。通过传递真实的科学研究过程、澄清学科交叉中的多重概念与推理、促进理解科学模型、促进有科学证据的科学教育研究,科学家能够发挥的功能可以是:提升课程质量、影响教学实践、提升基础教育科学教师的培养层次,助力学生成为认知实践的主体,培养科技人才、促进有科学证据的科学教育。

消解STS中的坚冰——马塞洛·费茨对话哈里·柯林斯

本次访谈中,哈里·柯林斯和马塞洛·费茨讨论了柯林斯早期关于“默会知识”在实验室研究中的重要性,早期科学技术研究(STS)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对当前这一主题智识关注度下降的担忧,他认为这是由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方法的普及以及对与政策相关的STS研究的日益重视。柯林斯描述了在STS的早期,他是如何成为社会科学家中的一员及这些社会科学家对科学知识和实践的分析感兴趣,他们沉浸在其中并发展研究这个新主题的激进方法。对他来说,在这种相互交汇中“互动型专长”的发展是一个关键的研究工具——也是在STS领域产生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解科学和技术的新方法最有效的方式。在他的后续反思中,费茨考虑了“消解科学坚冰”所需的统一条件,以及STS制度化带来的后期问题。

基于过去二十年间的设计研究项目评述景观设计师在气候适应实践中的专长

我们可以将气候危机看作一种威胁,也可以将之视为一种机遇,因为它促使不同文化、学科和行业前所未有地团结一致,这种团结有望彻底改变最初导致气候危机的根深蒂固的恶性循环。本文评述了景观设计师在多学科综合性气候适应语境中的专业性,即“景观专长”(landscapeexpertise)。当代景观设计学科中以“系统”和“过程”为主导的思维模式,能成为跨学科气候行动、团结协作的强有力工具。然而,在现实中,气候相关的讨论通常由决策者、科学家和工程师主导,景观专长仍然被忽视甚或边缘化;如今的景观设计师仍然面临着其他学科专家的误解——在本文作者过去的多学科合作经历中,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仅简单地将景观设计等同于美学和生态层面的设计,而忽视了景观设计师在解决复杂、多元问题时重视“系统”和“过程”的思维方法,而本文恰旨在回应这一对景观专长理解上的欠缺。文章首先通过剖析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项由政府领导的大规模海岸适应总体规划实践,梳理出当前世界气候适应实践工作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文章继而对过去二十年间一系列景观设计项目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三个术语——“空间化”(spatialize)、“融合”(synthesize)和“推想”(speculate)——以阐释多学科综合性气候适应项目中景观专长的内涵。“空间化”是指景观设计师通过战略性地展示“数据”,批判性地审读地图和构建知识的能力。“融合”是指景观设计师通过物理空间实践,统筹考量文化、生态、历史、生物和政治等视角,来构想“多物种共生”的愿景。“推想”旨在将景观设计视为一种必须频繁运营的长期实践,从而将景观设计视为“基于实践产生知识”的探索性框架,而非由理论知识主导实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