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的公平效应——基于生存伦理与互惠伦理视角

依据某省一个县的数据,从生存伦理与互惠伦理的角度对精准扶贫中出现的非贫困户"不公平感"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解释,认为出现非贫困户有"不公平感",并不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造成的,而是非贫困户基于互惠伦理产生的"不公平感"超过了基于生存伦理产生的"公平感"所致。因此,在扶贫脱贫中,要注重内外结合、整体推进、激发内生动力、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等,让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发挥更大效益。

从生存伦理到互惠伦理——Z厂下岗职工集体行动的再解释

在下岗职工集体行动的研究中,"生存伦理"的解释一直被奉为圭臬。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存伦理的立论基础已经不再——生存危机已经过去,而集体行动仍在继续。生存危机过去之后集体行动的动力,根源于工人们所认同和遵循的互惠伦理。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互惠伦理在两个层面被依次违背:一是"新传统主义"式的互惠模式被改革所抛弃;二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工人们无可挽回的损失,没有依据互惠伦理给予合理和足够的补偿。工人们为了维护他们认同且不应违背的道德权利——互惠伦理,持续地以各种各样的问题为由展开集体行动。

当代中国家庭代际伦理危机与价值重建

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家庭代际伦理危机,表现为代际伦理重心下移,代际失衡带来父代双重弱势,子代的自我中心化造成代际关系紧张、冲突频繁。家庭代际伦理危机源自社会转型期间价值的断裂和重组,传统代际伦理及其道德价值受到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家庭代际伦理的道德规范瓦解。传统家庭代际互惠伦理遭到市场交换伦理冲击,以孝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发生变异,家庭本位主义的传统逐渐向个人主义甚至利己主义过渡。针对当前代际伦理的危机,我们必须遏制物欲主义的渗透,加强代际之间的道德沟通,树立新孝道,重建家庭本位价值观。

从“同意”走向“对立”——基于C市A厂派遣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研究

在传统单位体制下,国企单位组织内职工具有极强的同质性,而缺少分化,从而为单位组织的一致性提供了基本的组织认同前提。但从20世纪末开始,伴随着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单位组织逐渐走向消解。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单位组织内部出现了较大数量的不同身份的工作者,派遣工人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作为企业为降低人力成本和提高劳动力弹性化而采用的一种非典型用工形式,派遣工人的存在为企业带来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但也必然会引发国企组织内部的纠纷和矛盾。本文以C市A厂千余名劳务派遣工人的集体行动为个案,试图探究这一特殊工人群体在"互惠伦理"受到挑战之时愤而放弃长达十年对于A厂的"同意"转而发起维权的过程,凸显出当前中国工人群体权利意识之薄弱,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厂方收买而被遮蔽,而"维权"行动的选择更是带有一定的工具性考量在其中。

新时期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伦理基础

2004年以来,日益频繁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显示出越来越多不同于之前的行动逻辑。新时期的农民工不再满足于"生存伦理"的实现,而是着眼于更高层次的伦理要求,建构了具有全新内涵的互惠理想。当这些理想的实现遇到阻碍时,农民工们为了维护他们认同且不应违背的道德权利——互惠伦理,遂以各种问题为由展开集体行动。

应用伦理学之金规则辨析——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正确抉择

"按照自己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别人"是人们最熟知的金规则的一个公式。人们对金规则的不同说法可视为该规则的变体。金规则在理论和道德实践上都是伦理学的有用工具,但是这些变体都不能给出明确的道德建议,因为金规则不包含任何价值标准可供参考。这一金规则贯彻了可逆性和一致性原则,以达到道德行为与欲求之间的和谐。尽管这种互惠原则可能会造成某些误解,但诸多实际事例辨析使这一广泛的道德规范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