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生理论的“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关系治理模式研究

促进“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好系统中的关系风险。目前“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在关系治理、主体互动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关系风险和治理机制等方面仍不足。为此,基于共生理论,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汇总,探讨“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3种关系治理模式的互动方式、关系风险和治理机制,并以小米(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抖音、微信小程序等典型案例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偏利共生型关系治理模式下,机构型创新主体为主导者,以效率为导向,实现创新行为的控制,其治理机制为核心企业控治;寄利共享型关系治理模式下,社群型创新主体为主导者,以公平为导向,实现创新关系的扩散,其治理机制为“社群自治+核心企业同治”;互利共赢型关系治理模式下,创新主体间平等合作,以民主为导向,实现创新效能质的提升,其治理机制为社群与核心企业共治。此外,这3种关系治理模式均以技术和创意等资源作为生态系统战略利益的根本来源,并借助其向创新主体表达自己的价值导向。然而,不同的关系特征会引起不同的共生风险,主要包括创新资源投入不平衡、主体利益分配不公平、竞合关系维持不稳定。基于此,要明确“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的角色,核心企业应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关系治理范式。

高管团队与组织环境如何驱动企业实现高水平颠覆性创新——来自25个互联网企业案例的组态分析

颠覆性创新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式。激烈竞争环境下,如何提升颠覆性创新水平是企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25家国内互联网企业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从高管团队、组织环境层面探讨企业颠覆性创新驱动要素与等效路径。结果发现:企业高水平颠覆性创新是高管团队与组织环境两个维度下的多因素作用结果;企业高水平颠覆性创新存在6条路径,这6条路径能够反映出不同组织环境下,高管团队不同特征组合对企业高水平颠覆性创新的驱动机制;进一步对6条路径比较分析发现,高教育水平、高风险偏好、高市场竞争强度作为核心条件发挥关键作用,组织惯性成为驱动企业实现高水平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条件,由此表明组织惯性可能并非是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制约因素。

互联网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规制

数字平台现已成为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互联网平台所具有的潜在动力不仅拓宽了社会公众的消费渠道,也带动了平台企业的转型升级。因互联网平台企业自身的免费定价模式、动态竞争以及网络外部性特征区别于传统企业经济,进而出现了平台反垄断现象。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属性构造、相关市场和行为类型都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有所影响。因此应遵循回应型规制方式,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实施分类监管,不断完善认定思路,精准规制滥用行为,从而保障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平稳运行。

企业数字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组态分析

数字技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技术失序等诸多负面问题,企业需要采用连贯有序的方法负责任地处理数据和技术,企业数字责任这一新兴概念应运而生。基于多类资料和Gioia质性分析方法,探究企业数字责任内容,结果表明:企业数字责任包含CDR文化、CDR治理机制、数字安全与隐私保护、数据开放共享、数据权利、数字包容、数字幸福、赋能环境、赋能社会9个维度,形成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的同心圆模型。以22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企业通过数字责任实现高企业价值的多重路径,结果发现:互联网平台企业可通过全面并进型、重点突出型和渐进扩展型等3种数字责任路径产生高企业价值;大型平台重视CDR文化建设;数字原生平台重视CDR治理机制构建;相对于核心责任域,扩展责任域更能为平台赢得高企业价值;赋能社会是平台创造高企业价值的主要路径之一,赋能环境则不明显。上述探讨及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为企业履行数字责任、应对数字化伦理危机提供了实践启示与可行建议。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互联网企业并购绩效研究——以美团并购摩拜为例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并购成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业务版图、实现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以美团并购摩拜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团并购行为的动因,运用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学习与成长、内部流程四个维度对美团的并购绩效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并购行为发生的短期内,美团的财务绩效表现不佳,但长期看来美团的经济效益得以提升,是美团成功实现多元化战略的一次并购行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能够保障并购活动平稳开展的建议,以期为其他互联网企业提供借鉴。

新收入准则对互联网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作为新兴产业之一的互联网企业,在业务模式和管理方面与传统企业存在着较大差异,实现互联网企业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学术界积极探讨的话题。由于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经营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文章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作为评价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指标体系,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互联网企业2016-2021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而估计和评价新会计收入准则对互联网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对其如何降低互联网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真正改善会计信息品质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凭借更为规范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的方法,能够显著减少互联网企业出于主观原因在会计收益信息上的控制或调整,抑制企业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构造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最终对企业的盈余管理形成负面影响,有利于互联网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

基于修正的DEVA模型的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当前信息技术已步入“5G”时代,各项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众多依托互联网建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互联网企业涉及的经营内容广泛、业务种类繁多。选取适当的价值评估方法计算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对于企业经营活动管理乃至资产市场交易,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DEVA模型开展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工作,对传统DEVA模型进行介绍以及适用性修正,并基于修正后的DEVA模型进行价值评估,期望能够为互联网企业的价值评估工作提供思路。

互联网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扩展适应的影响——双元能力的中介作用

扩展适应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源泉,是一种从产品创造出市场、先有答案再寻找问题的逆向创新机制,搜索积累多样性的外部知识是影响互联网企业发生扩展适应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双元能力视角,理论剖析并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企业外部知识搜索过程如何影响扩展适应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正向影响扩展适应,知识搜索通过提升组织双元能力促进扩展适应,即双元能力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探索能力的中介作用大于利用能力。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指导互联网企业通过采取知识搜索策略提升组织双元能力,从而促进扩展适应和获取竞争优势。

改进Ohlson模型应用于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的研究

基于互联网企业轻资产、重研发等特性,文章通过杜邦分析法改进剩余收益测算,引入研发支出、无形资产和截距项等新指标,对Ohlson模型进行创新性改进。通过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探讨了改进模型在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中的适用性和准确性,这一研究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更适应其特点的估值方法,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参考。

财务共享模式下互联网企业的财税合规性控制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互联网企业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但这一变革同时也伴随着财税合规方面的诸多挑战,特别是在财务共享的服务模式下,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尽管财务共享能够显著提升运营效率和降低成本,但它也增加了税务责任界定的难度,使税收优化和税务风险管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复杂的财税法规环境给互联网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合规压力,而全球化的业务布局更是放大了这种压力和挑战。为妥善应对,互联网企业正积极探索创新策略和方法,包括建立完善的财税管理体系、优化税务责任分配,以及利用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以提升其财税管理的合规性和效率。

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的行政监管完善研究

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是互联网企业规避相关法律风险的主要方式。当前,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的行政监管存在缺乏统一监管主体、行政监管措施乏力以及激励机制供给不足等问题。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的行政监管需要走出传统的“威慑”陷阱。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完善政府合规管理制度和构建行政合规激励机制,从企业外部施加监管压力从而满足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求。

基于多情景的B2B型产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随着产业数字化的持续推进,产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合理评估产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价值,有助于企业制定经营战略与健康发展。采用情景分析法改进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模型、B-S模型,优化B2B型产业互联网平台的现有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评估方法。选取B2B型产业互联网平台中的领军企业F公司作为案例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情景分析法改进企业价值评估既体现了产业互联网平台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又能确切量化不同情景下的收益与风险,提高了评估的准确性。

政策、技术与出海:我国互联网企业新发展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企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困难期,增速与市值均遭受重挫。而到了2023年,行业整体态势改观,重新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针对我国互联网企业取得新发展的原因众说纷纭,通过梳理我国互联网政策发展变迁的三个阶段、技术迭代进程中互联网企业所经历的三部曲以及企业出海的动因和成效,认为政策创新、大模型技术取得突破式进展和大规模出海共同构成了我国互联网企业走出低谷、重现生机的深层次原因。

东道国国家风险与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研究——以互联网企业为例

东道国国家风险是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之一,但同时也为互联网企业国际化投资提供了重大机遇。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样本数据,检验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与传统制造业不同的是,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呈现风险偏好特征,该特征在中美贸易摩擦后更为显著;区位热度在国家风险和跨国并购二元边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并无显著影响,表明我国互联网企业国际化投资更多源于商业驱动而非政治导向;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在政治、社会文化、互联网资源维度表现为风险偏好,但在经济金融维度上呈现风险规避特征。这一结论完善了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理论,证实风险偏好特征符合我国互联网企业现阶段国际化投资的特定需求。

海外并购整合成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fsQCA分析

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率高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市场迅猛崛起且国际化投资持续高涨。文章通过搜集2015—2020年间我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的33个典型案例,利用fsQCA方法综合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整合成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整合成功的路径有策略主导型和国家主导型。其中,策略主导型表示在低文化距离、低地理距离且签订BIT(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以及高文化距离、高地理距离且未签订BIT的国家中进行并购,并采取非行业相关并购或本土化整合策略更容易实现并购整合成功。国家主导型表示在低文化距离、高地理距离且未签订BIT的国家中进行并购,并采取行业相关并购或非本土化整合策略更容易实现并购后整合成功。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现有的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整合理论研究,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国家治理视域下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共生关系研究

从国家治理视域出发,本文认为媒体融合是政策引领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关系实践,竞合论与共生论是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关系的两种理论阐释路径。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是竞合关系,而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关系中的共生关系,具有治理体制与运作方式的异质性,两者形成了媒介化治理与平台层治理的一体共生关系。主流媒体以媒介化嵌入社会,对社会形成累积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平台化形塑社会,实现对社会的持续渗透,两者构筑了国家与市场的协同共生关系。

数字化转型给互联网企业财务体系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文章旨在探讨数字化转型给互联网企业财务体系带来的新挑战与机遇,通过对互联网企业转型趋势的分析,总结了数字化转型给互联网企业财务体系带来的新挑战,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策略,包括中心化的数据治理、系统迁移与整合、数据异常监控、动态合规监控和可视化设计监控。数字化转型也为互联网企业带来了数据驱动决策,提高效率和运营优化以及金融科技和创新领域的探索等机遇。企业只有通过整合财务战略和数字化转型,才能实现持续增长,充分利用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机遇。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动态隔离要素研究——基于“京东商城”的经验分析与实证

在网络经济时代,平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有利于维持竞争优势的隔离机制愈发受到重视,把握其核心要素成为制定企业战略的关键。本文基于多边平台视角,提出互联网平台企业隔离机制的四个核心要素:供需规模经济、平台规则设计、用户社群运营、转换成本,并通过对“京东商城”平台的经验分析,进一步剖析了这四个动态隔离要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利用问卷调查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理论分析部分进行实证检验,所得结论为互联网平台企业长期维持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力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业财融合背景下互联网企业财务管理转型路径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企业财务管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独特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趋势就是业财融合,它代表了企业运营与财务管理的深度整合。业财融合的目标不仅是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财务管理水平,更是为了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适应这种新的商业环境并进行财务管理转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他们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将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转型为更加灵活、高效和科学的业财融合模式。本文将对业财融合进行基本概述,分析业财融合对互联网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的积极作用,并深入探究企业在财务管理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有效的解决路径。

互联网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关键能力评价指标构建研究

通过主成分分析对互联网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关键能力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关键能力指标,分析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指标体系体现互联网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关键能力的本质特质,为人力资源经理的培养、考核和评价提供了可量化的依据,也为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