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加工流畅性与真实性对互联网公益捐助的影响

在互联网公益情境下,囿于人际接触与沟通的缺乏,信息成为影响人们公益参与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本研究探讨了信息加工流畅性与真实性对个体捐助行为的影响。通过4个实验,作者发现:当求助信息真实性不明确时,人们会将信息加工流畅性作为推断信息可信度的线索:信息加工越流畅,感知信息可信度越高,进而捐助意愿越高。当求助信息真实性得到核实之后,人们会将信息加工流畅性作为推断求助者困难程度的线索:信息加工越不流畅,感知求助者的处境越艰难,进而捐助意愿越高。上述研究发现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信息加工流畅性对道德行为决策的影响,同时也为互联网公益情境下个人求助及平台管理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中国互联网公益同心圆的建设与发展

互联网等技术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拓展第三次分配路径、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可能性,党和政府积极借助技术力量,着力在公益募捐、透明度提升、健康慈善文化营造等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互联网公益同心圆。在这个公益同心圆中,党和政府、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志愿者等在网上网下密切互动、共同发力,通过不断提升主体间一致性、发挥各主体多样性,促成了互联网公益多元主体集体行动,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实践。

互联网公益产品的游戏化设计特征研究

对当前互联网公益案例中的游戏化设计、游戏化动力元素构成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其中的游戏化设计特征从而指导设计实践。以DMC游戏化设计模型为基础,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案例中的游戏化元素构成和设计应用。总结归纳出互联网公益的4个游戏化设计特征,包括“游戏动力作用的协同性”“增强公益故事的叙事性”“社交属性增加用户黏性”和“延续公益参与的持续性”,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

优绩主义的代价:家庭成就观如何影响青年互联网公益参与

基于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本研究区分了两种典型的家庭成就观,并检验其对青年互联网公益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多数父母重视对子代美德的培养,但“学业”优先的优绩主义成就观在家庭教育中更为突出;其次,美德主义对青年互联网公益参与具有促进效应,而优绩主义则具有抑制效应,且该抑制效应随着青年经济自主性的提高而强化;最后,美德主义会提升农村背景青年的参与度,而优绩主义的抑制效应存在于城市背景的青年中。以上发现有助于深刻反思优绩主义可能产生的公共性代价。

高效率、广参与:互联网公益发展演进与创新途径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推动力,也为我国公益事业开辟了新道路。回溯互联网公益从探索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互联网在思维、平台、技术方面都进行了多维度赋能与创新。目前我国公益线上筹款成果显著,并且“人人公益”理念已全方位融入公众日常生活。但要实现长久发展,互联网公益仍然面临机制、体系和理念方面的难题。

建构数智时代的互联网公益新场景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升温,如何建构数智时代的互联网公益新场景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从内涵特征、基本要素、实现路径三个维度出发,回顾并综述了国内外有关数字技术及互联网公益的文献资料,指出新场景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其解决方式,以期推动互联网公益事业行稳致远。

数智时代下互联网公益的发展现状与管理探究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逐渐从数字时代转向数智时代。因此,数字化成为互联网公益治理模式的新形态,智能化则成为互联网公益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目标。然而,互联网公益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下,互联网公益面临着数字鸿沟、缺乏监管、公众信任度下降等问题。本文从我国互联网公益的发展现状出发,对进一步规范和管理互联网公益提出建议。

媒介仪式、文化展演和身份认同:互联网公益中古籍的数字化传播路径

古籍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瑰宝和重要的文化遗产,新媒体时代古籍的数字化传播有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但古籍的文字性、学术性和低商业性也阻碍其数字化传播。聚焦于敦煌遗书古籍的传播困境,以“花呗守护计划·文物公益”活动为研究切入点,探索互联网公益的媒介仪式构建和文化展演驱动,以期为古籍数字化传播提供可行性路径。

心理距离对互联网公益行为的影响——基于受助者信任中介的实证分析

媒介化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公益慈善样态,并对公益传播提出理论创新的期待。借助心理距离视角,研究探讨了心理距离对互联网公益捐赠行为和转发行为的影响,以及受助者信任和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问卷调查(N=1590)显示,心理距离既能够直接促进个体的互联网公益捐赠行为与转发行为,也能够以受助者信任为中介,间接促进个体的互联网公益捐赠行为与转发行为;在群体差异上,心理距离的公益促进效果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更为显著。基于此,研究验证了心理距离视角在促进互联网公益行为中的应用价值,为媒介化社会下互联网公益传播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互联网公益品牌:从中国经验到全球示范

近年,我国互联网公益在品牌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公益发展之路。基于此,本文从品牌监管、品牌理念、品牌传播和产品形态这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互联网公益品牌的运作特色,并进一步提出公益传播的普适性法则“Smile法则”,为海外公益事业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互联网公益参与——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例

为探析互联网公益参与的模式,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研究对象,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研究主线,关注“蚂蚁森林”中的仪式互动行为及其特殊之处。主要使用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阐明在“蚂蚁森林”构建的虚拟情景里互动仪式链中四种要素的组合、反馈强化的过程以及仪式结果,探析互联网背景下平台公益的发展模式及成功路径。

基于感知价值的互联网公益平台用户持续参与意愿研究

[目的/意义]基于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互联网公益平台用户持续参与意愿模型,为数字化时代下互联网企业发挥平台优势,有效开发和组织公益项目提供借鉴。[方法/过程]利用问卷调查法,通过SPSS和AMOS软件,定量分析用户的感知价值、满意度和持续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结果/结论]信息价值、情感价值、社交关系价值三个因素都对其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满意度显著影响持续参与意愿。信息价值与社交关系价值未通过“信息价值/社交关系价值—满意度—持续参与意愿”这一路径来对用户的持续参与意愿产生影响,即满意度作为中介在用户感知价值与参与意愿中起到作用。

使用与满足理论下用户对“互联网 + 公益”模式使用动机研究——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例

美国社会学家卡兹最早提出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该理论从受众心理动机和需求出发,解释了人们使用媒介获得满足的行为。伴随着社交媒介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这种以公益为基础的绿色公益媒介出现并广泛使用。本文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目前较为火爆的用户使用互联网公益媒介的行为,以最具有代表性的支付宝“蚂蚁森林”为研究对象,研究用户的使用动机及其满足的原因,并对未来此类公益传播提出相应思考。

2023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数字化助力企业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在武汉举行

5月20日,2023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数字化助力企业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在武汉举行。论坛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爱尔眼科、泡泡玛特、水滴公司、喜马拉雅、麦当劳中国、滴滴等多家企业代表和慈善行业的相关专家在论坛上分享了企业慈善的优秀案例和经验,围绕“企业如何应用数字化能力共担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启动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公益慈善中的应用》课题。

数字向新 共益未来——2023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推动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5月20-21日,2023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本届峰会由中国慈善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千余家公益机构代表、200多个技术公益项目、16场主题论坛,合力推动互联网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公益:一个值得大力发展的新平台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冲击与重塑了传统公益,公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互联网公益的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上,同时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互联网公益具有便捷、可及、智能、高效透明的特点,包括多种运作模式,其功能优势在于通过科技配置资源,高效解决公益问题,实现科技连接信任,倡导公益参与文化,探索公益产业模式,极大地优化公益资源配置,促进社会信任。未来需继续完善互联网公益制度体系,制定互联网公益发展的指导意见,构建互联网公益发展的协同创新机制,有效防范互联网公益发展中的风险,创新互联网公益的募集机制,培育互联网公益发展的社会资本。

互联网公益众筹:现状、挑战及应对——基于《慈善法》背景下的分析

通过对目前主要公益众筹平台及其运作的实证考察,将互联网公益众筹归类为自助模式、借力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种类型。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其中借力模式是目前的主流模式。互联网公益众筹在提高公众对公益的参与度、公益项目的创新度、公益行业的透明度和公众对公益行业的信任度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但也面临着众多的风险。《慈善法》颁布前,公益众筹可说是处于野蛮生长阶段。《慈善法》颁布后,公益众筹目前的若干运作模式将受到合法性挑战,甚至某些模式将面临不得不转型的问题。直面这些风险和挑战,并从监管者角度和被监管者角度同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方能确保新兴的公益众筹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互联网公益的发展生态及其治理

互联网公益作为新兴的公益形式,是"互联网+"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公益随着技术进步发展迅猛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生态:一是在网络社会中占据不同位置的公益组织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二是互联网公益领域的不规范操作频发,公益运作效果良莠不齐。这种生态状况与公益行动者的分散与聚合、技术使用的效度与限度、制度建设的道与术,这几对互构式机制密切相关。随着公益领域的技术支持愈发智能,公益组织的结构日益多样,亟需更具创新性的治理思路。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生产正向的互联网逻辑,促进公益行动者进一步共享技术红利,并在多方参与的形式下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将有利于推动互联网公益走向平衡的健康生态。

技术应用中的死与生——以互联网公益的发展历程为例

互联网技术与技术史上的其他技术形式一样,在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着复杂且丰富的互动。互联网公益是“互联网+”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公益+互联网”的1.0阶段、“互联网+公益”的2.0阶段、互联网与公益真正融为一体的3.0阶段,其中遍布着技术应用及其行动者的消亡、转型、新生、重生等事件,这是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公益领域的“死与生”的故事,也是技术与社会相互调试的过程,市场、政策和舆论等诸多因素是其互构的中介与桥梁。技术不仅作为工具提升了效率,也作为平台连接起弥散化的发展方式,沟通起不同的价值与理念,更重要的,它作为文本写入人类心灵。由此,综合考虑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复杂情况,积极应对愈加多元的个体化行动与场景化行动;同时,规避技术与社会之间可能的异步困境,争取二者之间互相促进、协调共生的同步之境,将是技术治理的重要内容。

大学生互联网公益参与度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浙江高校调查

大学生群体是未来公益事业的参与主体,在5G时代,更需要充分将其"互联网+"新兴力量的特色融合于公益活动中,然而调查发现,在大学生参与互联网公益的过程中,一些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互联网公益参与度。作者立足于在校大学生群体,针对大学生互联网公益参与现状的主客观原因,提出大学生公益意识的培育策略和高校互联网公益项目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高校和社会的引导作用,以期提升大学生群体的公益参与程度,推动互联网公益的积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