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虚假流量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研究——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虚假流量对互联网时代的经营者具有极大的商业诱惑性。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虚假流量行为可以分为刷单获益型和指标获益型两种典型形式。司法实践中如何规制虚假流量行为不仅面临不同请求权基础的抉择,也将直面如何适用互联网专条的现实挑战。规制虚假流量行为的要点包括:一是要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分类规制;二是适用互联网专条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扩大解释,并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三是应充分考虑互联网行业的特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商业惯例进行适当引入以保持规制与创新之间的某种平衡;四是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消费者利益的反射性保护抱有充分的认识。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构建与完善

商业数据赋权保护的探索阶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商业数据专条”具有现实必要性。基于“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相似性,需要在制度层面完善“商业数据专条”,区分两条款的适用范围,明确两条款的适用关系。确立商业数据保护以交换价值为导向;明确商业数据客体为“数据产品或服务”;增设商业数据“可公开性”要件,区分商业数据“技术管理措施”要件与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要件;以“秘密管理的意思”和“公开的客观状态”为判定要素,对“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适用关系予以类型化处理。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域下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目前,学界就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的探讨和争论颇多。现有路径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过宽,其抽象性与商业数据纠纷特性适配不足,赋权保护过严且理论基础不坚实、激励效果欠佳,无法为商业数据权益提供适度保护。相较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商业数据专条系一条明确性与制度弹性并重的折中保护路径,不仅构建了更明晰的权益保护范围、行为正当性标准和利益衡量准则,较《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确定性更强,且更关注竞争行为的不法性及对多方市场交易主体的影响,较赋权保护更有利于平衡商业数据的保护与流通。构建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规则,应进一步完善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构成要件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

互联网竞争引起的法律纠纷，呈现出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较强的依赖。这一方面是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前网络时代，设计类型化条款时没有考虑到网络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网络对行为模式不间断的重塑，使任何拘泥于行为特征的类型化规则都可能迅速过时。

关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及其法律规制

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繁荣,互联网经济对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产业结构、市场要素资源重组、经济和社会发展效能、全球治理体系乃至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深远而巨大。互联网经济本质上是数字信息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更迭迅速,使得互联网经济发展变化高速而频繁,受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市场机制和体系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影响,互联网经济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为确保市场经济平稳有序、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如何界定、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成为经济和法律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形态剧变,针对互联网领域的整个法治体系却未能完全与时俱进,对应法律法规存在过于宽泛和概念化问题,本文试图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特征入手,通过现有法律法规解读,对互联网不正当行为规制作简要分析。

中国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适用——基于“互联网专条”的分析与实践

互联网背景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科技时代的特征,其呈现出的多样性、传播快、隐蔽性强和危害大等特征冲击着传统的法律规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针对互联网市场中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新修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并做出了原则性条款与列举式条款并存的规定。对于一般条款是否具有原则性性质,适用时是否存在主观性、不确定性,"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应当进行专门规制,当前的法律规定是否足够完善或者仍需要查漏补缺,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互联网时代应呈现何种模样等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通过对互联网条款的条文内容、结构的逻辑理论和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分析,结合互联网市场中出现的典型案例论证互联网条款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正当性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司法适用的反思与纠正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在制度供给层面顺应了互联网领域竞争行为的规制需求。该类型化条款在司法运行层面主要有“独立适用”“二元并存适用”“三元混合适用”三种模式。司法实践中,现有类型化条款在规范适用结构上面临“泛化”与“虚化”困境,在规范适用逻辑关系上呈现明显对立性,在规范适用构成要件解析上缺乏一致性。寻求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司法适用的优化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明确兜底条文适用解释的同质性、厘清列举条款适用对象的指向性以及凸显宣示条款适用功能的区分性,明晰不同规范适用的具体定位;二是采取“二元协作评价路径”以厘定类型化条款与一般条款的外部逻辑关系;三是构建起“前置的竞争关系+合法的竞争利益+特定的竞争行为+多元的竞争损害+合理的竞争抗辩”的统一规范要件适用程式。

互联网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司法审判概况及修法动态

今天主要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全国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基本情况,第二是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的特点,第三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法动向及相关问题。一、全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基本情况这一部分的分析中用到的一些图表有三个来源,一是来源于张钦坤博士的博士论文;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与解构——从一般条款到具体条文的适用轨迹变迁

新版《反不正当竞争法》将第二条修订为"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该条款的性质为一般条款,此处的"法律"应采取广义解释,既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包括其它相关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仅是对某些频发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单独立法的形式进行强调,他并不能代表所有信息网络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兜底条款的设立,极大的扩充了第十二条的适用空间,但是对该条文的适用我们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后,涉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适用应优先适用第十二条进行调整和规制,在出现第十二条无法评价的行为时,即应启动一般条款。

竞争法视野下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兼论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

近年来,互联网领域涌现出一系列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互联网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数量也呈爆发性增长趋势。本文在对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官在司法实务中根据"百度诉奇虎360插标案"创设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提出质疑,之后又对我国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的互联网条款进行分析,指出该项条款的进步与疏漏之处,最后提出应从立法完善、执法监管、司法救济三方面来逐步明确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竞争法规制路径。

《反不正当竞争法》首修增加涉互联网条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首次修订进入最后阶段。修改内容涉及现行法33条中的30条，其中删除了条，新增9条，共35条。新法修订草案首次增加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互联网领域出现的一些全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竞争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在互联网领域从事影响用户选择、干扰其他经营者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并具体规定了应予以禁止的行为，增强了行政执法查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作用。这有助于更好地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互联网条款”的适用逻辑——兼评相关典型案例

结合近年来发生的若干相关典型案件及《反法(修订草案)》的"互联网条款",考察法院在认定互联网领域中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时的思路。分析认定竞争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的逻辑——中立原则、效能竞争理论、效果导向理论、非必要公益不干扰原则。

反不正当竞争法24年来首修订 增加互联网条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首次修订进入最后阶段。据悉，全国人大财经委和法工委组织座谈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新法首次增加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互联网领域出现的一些全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经营者利用网络技术影响用户选择、

《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适用的反思与完善

随着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引发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有效规制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修订时增设了互联网专条。然而,由于互联网专条的价值取向与构成要件并不明晰,互联网专条的司法适用陷入困境。互联网专条司法适用之纾困,需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在价值取向层面,构建动态、多元的利益评价体系,以化解利益冲突难题;在构成要件层面,从一般条款和互联网专条的适用逻辑出发,充分解释和完善互联网专条的构成要件。

“案例群”归纳法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

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何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借鉴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具体化经验,结合我国互联网行业特点,建议法院在判案过程中应逐步归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案例群",使得《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更加准确。2016年2月公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增加的适用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第13条正是对长期以来实践中大量案例所涉行为的归纳与回应;而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针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案例群"归纳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结合适用依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互联网领域的私法化

2017年我国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目的试图将消费者权益作为判断竞争行为合法性的因素之一,但与此同时却在效果上出现放宽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模糊了侵权责任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界线,引发了在适用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是否会依照侵权法的思维模式,把其当作一部私益法来解决交易纠纷的担忧。而此情况在互联网领域尤为突出,因为互联网经济本质是注意力经济,其经营模式与传统领域相比,消费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从而加剧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私法化会带来的诸多弊端。

涉互联网平台作品数据集合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当前,我国《著作权法》对涉互联网平台作品数据集合的保护存在缺陷和不足。一方面,受限于汇编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以汇编作品给予作品数据集合保护并不一定可行,《著作权法》也未将数据集合或数据库作为作品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尽管可通过对单件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给予作品数据集合间接保护,但其适用范围受限,由此会带来社会成本。是故,还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作品数据集合加以保护。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十二条时,需着重分析系争行为是否造成所涉作品数据集合被替代以及互联网平台在作品数据集合创建过程中的投入。

《反不正当竞争法》下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考辨——以消费者(用户)合法权益保护为中心

在我国"封禁"或"封杀"不是专门的法律术语,在实践中互联网领域的"封禁"或"封杀"被运用于多种场合,其中对互联网平台"封禁"用户分享链接行为的正当性之探讨,有必要关注分享链接行为发生的具体场景、分享行为是否由用户自主发起等因素来判断。具体而言,当互联网平台"封禁"用户自主分享相关经营者所提供的链接时,需重点考察"封禁"行为影响的用户范围,该行为发生频次以及实践发生的竞争效果等,特别是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的难易度。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互联网专条设置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看,对平台"封禁"用户自主分享链接行为的正当性辨识,应将重心放在平台是否出于"恶意"妨碍或限制市场竞争秩序的运行及用户合法权益的实现上。当然对"恶意"的认定或者推定,仍须回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具体行为及效果的判定上,综合评判在合理时间内平台合法权益、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以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动态平衡关系。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刷单炒信行为的法律规制

近十年来,互联网经济的大潮覆盖了市场中各个行业的各个领域,全民创业的大潮兴起,使得我国的电商行业发展更为迅速,但是,在这股大潮的背后,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悄然而生,那就是网络刷单炒信行为。对于这种新型的有碍市场竞争的行为,我们该如何在法律层面予以回应和应对?我国最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我们提供了相应依据。本文结合实践中的具体案例,通过对目前最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条文的研究,结合在实践中对该行为进行规制的经验总结,明确在现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法律应该如何与时俱进的对这种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对百度诉奇虎插标及劫持流量案的评析

在百度诉奇虎插标及劫持流量一案中,法院认定被告的插标行为和劫持流量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并由此抽象出认定安全软件行为正当性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是值得肯定的。但对于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造成误认或者混淆以及损害赔偿金额的认定,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撑。互联网领域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涌现,竞争关系认定突破同业经营的限制。在法律规制上,应当注意《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与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相结合,以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强化规制效果,并注意对安全软件的专门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