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青年公益组织数字化困境的治理研究——基于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的评估

在数字技术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借助互联网新兴技术及多媒体手段更好地将青年公益组织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是政府面对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为剖析当前青年公益组织的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研究借助资源依赖理论,在调研679家青年公益组织的实证问卷调查基础之上,从资源获取、信息获取、知识管理、互联网协作、数据分析、宣传倡导和公信力提升等七方面对青年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进行评估,发现青年公益组织在原材料资源、信息资源以及合法性支持资源等层面存在困境,由此进一步提出政府应引导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服务社会建设、聚合社会多样资源参与公益场景合作和强化资源共享完善公益事业管理制度等治理路径提升青年公益组织的数字能力。

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湖北省8县(区)3791名小学生调查,从互联网使用条件、使用偏好和使用时长等维度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条件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影响,儿童上网学习时长对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应合理引导低龄儿童互联网使用偏好,规范互联网使用时间和上网学习时间以增进留守儿童信息素养;全方位关心支持低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减少其网络依赖,提升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

互联网使用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研究

研究基于2014年、2016年与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显示: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高了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但对认知能力的提升效果要强于非认知能力。使用互联网通过促进教育投资、提高生活满意度影响认知能力,但通过改善家庭关系、吸收网络文化影响非认知能力。使用互联网对能力的提升效果除了在母亲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中更明显外,在不同的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反映了使用互联网具有较好的包容性。最后,在非认知能力的不同维度中,互联网使用只对外向性和开放性有显著的影响,而对其他维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整体上互联网使用对非认知能力提升效果要弱于认知能力。

草根公益组织互联网传播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互联网以其交互性、开放性等特征成为中国草根公益组织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媒介。如何构建出一套兼具适用性、操作性、前瞻性的公益组织传播能力评估指标以客观衡量国内草根公益组织的传播能力成为公益传播研究及实务领域的关键点。本研究运用网络问卷调查、专家法构建出国内草根公益组织的7个互联网传播能力一级评估指标,37个互联网传播能力二级评估指标及权重。研究发现,国内草根公益组织的互联网传播能力总体较低,经费不是决定组织传播能力的关键要素,互联网传播能力与组织规模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信息网络服务类公益组织的互联网传播能力突出。

中国草根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实证分析——基于数字鸿沟视角

针对中国531家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第五次调研表明,中国公益组织之间存在数字媒体应用鸿沟现象。公益组织在对互联网使用与传播上,包括了解行业信息、宣传机构、倡导公益理念、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存在较小的差异。而互联网应用领域的鸿沟存在于通过互联网获取资源、进行知识与信息管理、在线数据分析、利用互联网协作等方面。互联网时代草根公益组织公益传播的新局面,将取决于公益组织能否积极迎接互联网技术的机遇和挑战,获得数字应用能力,以弥合数字应用鸿沟,从而提升传播策略。

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科学使用互联网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我国青少年学习、社交、娱乐三种互联网使用偏好及其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户籍、地区、家庭背景等均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习偏好,地区和家庭背景显著影响青少年的社交偏好,性别和户籍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娱乐偏好。基准回归和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学习偏好与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正向相关,并显著作用于农村、中等阶层、西部地区的青少年。建议政府、学校和家庭三方协同联动,培育青少年弱势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素养,预防数字化时代的教育不平等。

移动互联网时代盐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五大基本要素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分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盐文化传播中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盐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对策。

提升“讲”“传”能力,超越二元困局——兼论中国互联网企业国际传播的现状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大国崛起”带动了国际传播能力的日渐强大，国家形象和声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与开展“大国外交”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战略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中国要成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就要尽快扭转目前在全球新闻舆论场上“西强我弱”的局面，打造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软实力和话语权。

强化传播能力,扩大传播效力——“互联网+”时代的学术期刊发展之路

在"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下,各种媒介拥有了优质的发展平台,同时媒体竞争激烈,读者需求分众化,各种媒介继续提升传播力。学术期刊作为重要学术成果传播的媒介要在国内外竞争中形成一定的影响,必须不断强化自身传播能力,扩大传播效力。笔者认为主要从增强原创力,健全传播机制,强化传播意识,进行精准传送四个方面强化学术期刊传播能力;从建立期刊品牌、开拓传播渠道和培养人才三个方面扩大学术期刊的传播效力。

互联网环境下乡村民众的社会交往与媒介使用——基于“湖北省乡村传播现状调查”

乡村振兴需要建构现代化的乡村传播场域,在互联网环境下,这意味着乡村民众要实现媒介化的生活、交往与发展。基于湖北省乡村传播调查发现,新媒体扩展了乡村民众的交往空间,但仍然没有突破熟人社会边界,媒介使用浅层化、碎片化、供需错位,公共传播设施利用率不高。文章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用好移动互联网，推进重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对城市外宣的路径探索

2018年6月,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的领导下,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成立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全球招募人才组建团队,建设和运营“1+N+X”的iChongqing海外网络传播平台。通过一年的运行,重庆国际传播中心与重庆各大职能部门及各区县外宣部门工作建立新闻对接机制,iChongqing平台矩阵成为海外用户了解重庆的主要信息来源。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居民普通话能力的提升

目前对于发挥互联网在农村地区推普作用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本文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论证了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情况对其普通话能力提升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普通话能力,其影响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但互联网对农村居民语言能力的作用存在年龄、收入阶层和地区的内部差异。文章最后建议农村地区的推普亟须改变仅依靠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路径,要顺应时代变化,重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发展趋势,更好地运用互联网赋能农村推普,夯实农村地区互联网物理空间建设,加强网络空间的语言规范与治理;协同助力农村地区互联网产业建设,激发推普工作经济效益;利用互联网赋能普通话教学资源开发。

主流媒体互联网阵地传播能力建设的用户视角

新时代,主流媒体要想适应新媒体互动、平等和开放的特点以及信息大众传播、多点多向传播和海量传播的特征,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在传播工具、传播机制、传播网络等方面整合发力,一体传播,构建新型的主流媒体与年轻用户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使主流媒体把握住互联网阵地,解决好聚集和吸引年轻用户这个问题。

“使用与满足”理论与互联网环境下的文献接受

E·卡茨(Elihu Katz)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是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文章综合有关研究,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同传统的信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它强调受众的作用,突出受众的地位。文章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当代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具有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特征,从而引入媒介传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综合考察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阅读的文献接受情形,从读者地位反过来审视当代图书馆的管理和运作的文化价值。

互联网背景下传媒内容国际传播的启示与思考

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6.32亿,这一数字在1997年进行的首次统计时只有62万.20年来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对传媒而言,互联网赋予了普通大众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沟通交流的能力和机会,改变了传媒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也对中国传媒内容的国际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互联网20年的时间节点梳理互联网的发展给传媒内容国际传播带来的启示和思考,对如何更好地发挥传媒内容的文化交流作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使用与公众对同性恋的包容程度——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卡尔·霍夫兰的劝服传播理论,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讨论了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同性恋包容程度的影响。通过序次logit回归模型的统计分析发现,以网络为主要信息来源、使用网络频率更高的人更容易对同性恋群体持包容的态度,即互联网媒介的使用能够促进公众对同性恋包容度的提升。同时,网络的作用存在群体差异,在同性恋包容度方面,女性、城市居民、学历较高者和年轻人受网络影响的程度更深。文章提出,应利用网络对边缘人群进行赋权,以促进其“去边缘化”。

互联网思维下西方媒体转型与国际传播新路径

互联网思维运用到传媒行业,其核心理念是用户中心、产品化、平台化、社交化和社群化。西方传统媒体在新兴媒体的压力之下积极寻求变革之路,在互联网思维指导下不断进行观念革新和实践创新,最终突破困局成功转型为新型媒体,成为互联网媒介新生态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们充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产品思维来运作新闻,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优势、新媒体技术优势调动用户的参与度和聚合度,开辟了国际传播的新路径并提升了传统媒体在整个媒介生态中的国际传播能力,这为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经验参考。

“互联网”东盟合作发展中汉语能力的需求探析

中国—东盟合作发展加速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经济的结合,推动旅游、经贸、农产品贸易、数字经济、医疗保健、城市港口大力发展。具有汉语能力的人才是广西实施大数据战略的需要,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需要,也是广西—东盟教育、科技、产业、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互联网"东盟合作中汉语能力提升有效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互联网东盟信息"助推汉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下的考察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指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断影响着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 2014)数据,围绕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尝试从中介机制和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信任”问题。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分析互联网时代纵横向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集体介入—社会导向、集体介入—娱乐导向、个体介入—社会导向、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四种类型,并研究每种类型行为的特征取向和政治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都是互联网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但两者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顺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2)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政治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存在效应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政治关联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可借助互联网积极宣传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治理成果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价,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

数字金融、互联网使用与居民金融素养

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程度与金融参与度越来越高,如何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愈发受到重视。文章基于CFPS 2014数据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Tobit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居民金融素养提升,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支付业务、保险业务、投资业务、信用业务和基金业务均能有效促进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此外,互联网使用在数字金融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中高学历群体、东部地区居民和中青年的金融素养有显著促进作用。文章建议通过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技术创新、推动互联网知识及应用的普及、大力开展多元化金融教育等方式助力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居民金融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