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社会适应产生重要影响,但关于有何影响及如何影响的研究较少,且多数研究聚焦于互联网技术本身,忽视了作为技术使用主体的老年人的“能动性”。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数据,参考相关经典理论,发现相比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更高,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其社会适应水平也越高。此外,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产生影响的过程中,社会参与发挥着正向中介作用。因此,实现积极老龄化不仅需要鼓励老年人主动触网,促进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消除数字鸿沟,还要利用互联网不断增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互联网使用对城市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青年的社会参与是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式。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年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与城市青年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青年文化参与水平较高,社区参与、政治参与水平较低;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激发其社会参与意愿和行动倾向,且主要提升政治参与、文化参与、社区参与的可能性,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如此。异质性检验后发现,不同地区城市青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对其政治参与、文化参与影响依然显著,互联网使用能够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和提升文化参与度;中部地区城市青年互联网使用对其社区参与行为有积极影响,能够显著提升其社区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基于此,提出重视互联网、大力发展互联网、积极运用互联网;以持续提升互联网普及率为契机,依托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拓展青年社会参与渠道;重视青年、看好青年、帮助青年,提升青年社会参与活力等对策建议。

互联网使用、社会互动对家庭线下消费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赋能线下消费市场的发展,对于推动消费复苏和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数据,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互联网使用、社会互动与家庭线下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对于居民家庭线下消费与总消费水平具有提升作用;第二,互联网使用提升家庭社会互动水平,进而促进线下消费;第三,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线下消费激励作用不足,但能显著提升城市家庭线下消费。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阐明互联网对于线下消费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多维激活消费市场提供政策建议。

社会经济地位、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成为了推进健康中国“2030”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并考察了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年龄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互联网使用有效促进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对低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更高水平的促进作用。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可借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挖掘社会融合在二者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社会融合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在理论层面,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另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以此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老年人社会融入——基于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的考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使得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在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的背景下,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价值。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强度和信息获取能力对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识别了社会公平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与心理融入和行为融入相比,互联网使用对促进老年人社会关系融入具有更显著的积极影响。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对于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来说,互联网使用强度会降低其社会公平感,进而部分抵消其对老年人心理融入和行为融入的促进作用,社会公平感在其中发挥遮掩效应;信息获取能力也会降低其社会公平感进而削弱其行为融入和社会关系融入,社会公平感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因此,政府应着力发挥在促进社会公平感以及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加快推动数字适老化建设的步伐,以减少老年人在数字环境中的不公平感。同时,亦应激发老年人自身的主体作用,倡导家庭内部数字反哺,助力老年人个体克服对新技术的畏惧,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公平感,积极融入数字社会。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使用对个体收入存在一定影响,本文通过使用CSS2019的相关数据,以农户收入为研究对象,采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其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使农户的收入水平提高9.8%-11.9%;从农户上网行为来看,农户通过网络进行教育学习、商务工作、投资理财以及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的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互联网使用对新型农户群体以及中部地区农户群体的收入影响相对显著,具有一定的增收效应。本研究以期对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增收的研究结论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互联网使用会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吗?——基于再社会化理论的分析

数字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再社会化进程起着关键作用。文章基于再社会化理论,利用CGSS 2018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PSM)的方法,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会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而且这种影响在女性、中低龄老年人群体中更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表明,学习频率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技能,倡导终生学习理念等建议,进一步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帮助老年人顺利实现再社会化。

互联网使用与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使用、政治信任和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有密切联系,生活满意度关乎新的社会阶层能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积极力量。基于CSS2019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三种类型,即学习发展型、娱乐沟通型和浏览时政型,都会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影响依然显著。纳入政治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其中,政治信任在学习发展型互联网使用和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放大了学习发展型互联网使用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OLogit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促进社会公平感,反而导致社会公平感提升一个或一个等级以上的概率下降约14.41%。这一结果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后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在男性和没有大学学历群体中更为明显,而在是否从事非农工作群体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和抑制阶层流动感降低社会公平感。此外,闲暇互联网使用偏好对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效果也有所区别。因此,应从提高个体互联网使用技能并借助互联网技术拓宽增收渠道、用制度调节和规范资源分配以保障阶层向上流动渠道畅通、鼓励个体广泛参与线上学习提高人力资本、加强社会舆情引导等方面努力,以实现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的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经济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年龄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全年龄段老年人经济参与均有抑制作用,仅对低龄老年人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促进作用;性别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男性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高于女性,对女性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和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高于男性;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减趋势,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增趋势。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退休后的高收入水平会强化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影响城市老年人政治参与,通过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影响其志愿参与。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际影响,提高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效果。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下的考察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指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断影响着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 2014)数据,围绕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尝试从中介机制和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信任”问题。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分析互联网时代纵横向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集体介入—社会导向、集体介入—娱乐导向、个体介入—社会导向、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四种类型,并研究每种类型行为的特征取向和政治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都是互联网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但两者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顺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2)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政治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存在效应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政治关联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可借助互联网积极宣传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治理成果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价,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

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视角

高质量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之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就业矛盾也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利用2012—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且对不同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就业质量;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对东部地区、低龄男性劳动力更加显著。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普及率,注重提升劳动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以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国民福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2016~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是互联网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即互联网使用通过维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提高了主观生活质量。因此,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一步强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幸福激励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必然要求农村老年人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互联网的使用是否能增进农村老年人的乡村治理参与,值得深入探讨。通过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视域,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深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呈显著正相关,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政治信息的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较大,而经常通过互联网进行娱乐休闲和聊天交友与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并无显著相关性。

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影响观赏型体育消费——基于互联网使用数据分析

基于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观赏型体育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高观赏型体育消费意愿。就作用机制而言,人工智能发展可通过增强个体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异质性进而提升观赏型体育消费;社会阶层在两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处于社会中高阶层的消费者产生的消费意愿更强。建议从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提升个体网络素养等方面激发民众的体育消费活力,从而在供需两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采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结合Probit模型、随机森林模型(Random forest)与拓展回归模型(ERM)等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数字时代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6.8%;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的农村女性,其非农就业概率越高,尤其对自雇就业的影响效果大于受雇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影响则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家庭照料强度小、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提升的概率更高。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及经验累积、拓展社会关系渠道、改善传统性别观念认知3个方面影响非农就业。这说明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为探索现存劳动力制约下的数字红利、优化劳动配置资源、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共同富裕背景下互联网使用的资本积累 效应与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缓解

促进全社会共享互联网发展红利是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互联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效应是促进相对贫困缓解的重要机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城乡设定贫困标准,并对比互联网减贫效应的城乡差异。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能缓解个体的相对贫困,且对农村居民的作用大于城镇居民,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将线上资源转化为线下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进而缓解相对贫困。其中,互联网使用积累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的减贫效应更强,经济资本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强。同时,互联网使用的减贫效应存在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门槛条件,且门槛值存在城乡差异。建议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强化互联网的人力资本积累作用,加强对城镇贫困居民和农村“贫困边缘群体”的关注。

互联网使用、社会信任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社会发展要致力于人民生活幸福,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至关重要的一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水平。论文使用Probit模型和2014年、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带来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高;在居民个体存在异质性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老年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大。论文进一步对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对其幸福感水平产生影响。据此提出关注农村居民和老年人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净化网络信息从而提升居民社会信任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提升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