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视域下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互联网平台的飞速发展,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社交平台等已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与此同时,有些平台企业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进行“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强制“二选一”、滥用市场地位等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垄断问题。本文从马克思的垄断理论出发,分析互联网平台垄断的原因与特点,并基于理论寻找方法,对互联网平台经济进行反垄断监管。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与商业监管

由于具备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等,互联网平台经济累积巨量数据资产与用户资源,极易形成垄断。剖析反垄断的内在机理,梳理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市场的商业监管措施,有助于正确理解平台经济发展轨迹。数字经济的重心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涉及外部制度支撑与内部企业制度。分析平台经济领域形成垄断的经济学特征及相关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各主管部门对互联网及相关服务行业采取的现行监管措施。

浅析互联网平台经济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互联网平台经济突飞猛进趋势下,吃穿住行网,形成了涵盖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平台。然而,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虚假宣传、大数据杀熟、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等一系列安全问题、法律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既涉及民生,又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当前互联网平台经济覆盖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下,消费者如何在保障权益,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结构主义视阈下的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困境研究——以网约车为例

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出互联网平台经济模式,对现代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互联网平台市场乱象屡有发生,折射出互联网平台经济面临的治理困境。基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以网约车为案例的研究发现,互联网平台经济驱动社会治理从“官僚制”治理结构转向“合作式”治理结构、从“物理空间”的线下治理结构转向“赛博空间”的“镜像”治理结构。在新型治理结构中,传统政府治理范式与互联网平台经济特征的不相匹配诱发政府治理失效,市场逐利本质产生平台治理失灵,公民“有限理性”与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导致社会治理参与不足,政府治理失效、平台治理失灵与社会参与不足的共生时态成为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的困境所在。对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困境进行学理性解释,为完善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治理举措等现实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互联网平台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保护问题

在互联网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国外出现了是否创设中间类别劳动者以保护互联网平台经济从业者权益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创设新类别或第三种类别的劳动者是必要的;而反对者则认为这并不符合互联网平台经济下从业者的现实保护需要。实际上,多个国家已经存在中间类别劳动者的制度,通过对设立原因、测试标准以及主要权利的比较可以发现,该制度增强了对被传统劳动法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促进了劳动法制和劳动法理论的发展。面对当前不断多样化的劳动形态,中国应当以解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为重点,淡化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意义,实现劳动基准、社会保险等内容与劳动关系的脱钩,重视对经济依赖或经济从属性的考察,并在未来探索建立中间类别劳动者保护制度。

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的法治进路

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提高市场要素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故此,为了平衡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健康运行之间的关系,需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从全面推进简政放权和合法规范"放管服"的维度,着力于在法治框架下,从经济规制与社会规制两大主要规制领域的改革入手,在确保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健康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相关市场界定——由“奇虎360诉腾讯QQ反垄断案”一审判决展开

互联网平台经济具有双边市场、网络粘性等特点,传统的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难于有效适用于互联网平台经济。"奇虎360诉腾讯QQ反垄断案"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腾讯公司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另一方面认定腾讯公司"二选一"行为不当,存在着逻辑冲突。仔细分析一审判决发现,一审判决中相关市场的分析方法除了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瑕疵外,更重要的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的价值取向及宽松态度。反垄断法的作用在于维持必要的威慑力,在我国竞争文化未形成的背景下,应采取适度严格的反垄断法适用态度。

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国际经验与对策建议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基于用户规模、数据与资金等优势实施垄断行为的问题日益突出。巨头化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一旦实施垄断,对相关企业、用户、市场会带来严重危害,也会抑制社会创新。互联网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在反垄断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越发突出的垄断问题,欧盟和美国通过积极探索,在反垄断方面分别形成了严格规制和审慎规制的策略,其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工作可以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反垄断执法水平、完善相关司法制度三方面展开。

互联网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失业保险:制度困局与建构逻辑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型就业关系,这种就业关系的弱从属性特征与平台有意“去劳动关系化”,使平台从业者被排除在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外,面临着失业风险无法保障的现实难题。通过分析,将平台从业者纳入失业保险制度具有合理性,但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捆绑、隐蔽雇佣与模糊雇佣并存和失业保险制度的不匹配又使之步履维艰。文章建议在理论革新上,应将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脱钩;在扫除障碍上,应正确划分平台从业者;在制度改革上,应合理界定非自愿失业、分类构建失业保险缴费机制、缩短失业保险缴费期限和完善失业保险待遇给付内容。

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思考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正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着平台企业基于各种算法进行不正当竞争和利用资本优势无序扩张的垄断行为,严重抑制了市场公平竞争,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抑制了社会创新,对市场权力和社会稳定构成了重要威胁。为此,要从明确平台交易数据产权来促进数据资源共享、优化行业政策以推动行业创新打破垄断格局、建立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举报系统、加快互联网平台垄断立法等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互联网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合作治理

目前,互联网平台经济在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新形态,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规制对象、结构与目标正在发生转化,因此,建立在多中心治理理论上的合作治理模式比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更符合其特点。多元主体间的信任关系是合作治理模式建构的基础,为寻求行业发展与个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应设计能使多元主体进行有机联系的互动机制,并予以法律保障。

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下反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经济逐渐进入平台企业经济时代,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生活服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等网络平台已经融入寻常百姓生活,给广大平台用户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失序行为日益凸显,“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等平台垄断行为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导致社会上呼吁强化反垄断行为的声音愈发高涨。本文从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出发,通过对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行为的典型案例分析,找出互联网平台企业反垄断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对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完善,从而更好地保障和促进互联网平台企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互联网平台经济反垄断政策的国际比较

本文以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反垄断政策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分析了美国、欧洲及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反垄断政策的演进过程及特点,从反垄断的主要目标、监管理念和力度、司法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国际比较。具体到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反垄断政策制定,应立足于本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现状,以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为前提,同时吸收借鉴美欧在反垄断规制上的先进经验,实现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互联网平台经济下地方立法边界的重构——以网约车立法为例

在互联网平台经济时代,基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地域无界性、资源聚集性和网络外部性等特征,互联网平台经济对各地传统行业的既得利益冲击较大,易于激发地方保护主义立法。同时,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属性决定了其遭受地方保护主义的损害更大。为此,应当推动地方立法边界的重构,提升针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相关事宜的立法层级,明确有关互联网平台经济相关资质和资格的立法应当由中央立法机关实施,将涉及互联网平台经济基本规则的行政立法提升至由省级以上行政立法机关实施。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只应当就互联网平台经济在本地面临的特殊情形进行配套立法。

迈向精细化: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路径选择

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垄断乱象是国家治理无法回避的难题,解决好反垄断监管问题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文章从精细化治理视角出发,分析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特征,探讨精细化监管面临的困难挑战,针对性地从政府、平台企业、平台用户、社会第三方组织以及反垄断立法等维度提出应对思路,助推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实现精细化、科学化与现代化。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青政办[2021]65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关于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互联网平台经济进入强监管时代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一则反垄断指南,这份全文8849字的法规将是从顶层设计上重塑了互联网公司的生长生态。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法规中25次提到技术,22次提到数据,10次提到算法,这代表了监管层的态度。反垄断指南明确的说明,平台即互联网公司,指南直接管理的对象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在互联网行业近20年发展中,市场对于这种"新经济"的质疑,还是第一次。就在反垄断指南发布当天,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发出预警。

互联网平台经济强监管时代到来

2020年11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强化自我约束管理,共同促进线上经济健康规范发展。京东、美团、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滴滴、快手、拼多多等27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参会。同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青海省召开互联网平台经济及相关领域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提醒告诫会

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求,规范青海省互联网平台经济及相关领域市场秩序,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工作,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2021年1月21日,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全省互联网平台经济及相关领域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提醒告诫会。会议宣读了互联网平台经济及相关领域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工作提醒告诫书,通报了市场监管领域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美团、饿了么、京东等相关第三方平台代表和万达。

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炒物”及其治理初探

在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背景下,以球鞋为代表的特殊商品在使用性基础上衍生出符号性、贮藏性、圈层性以及投机性,研究此类商品在互联网平台下的炒作机制和治理途径,有助于引导互联网平台资本健康有序发展。平台经济相关业态和商业模式为“炒物”提供了技术手段并开拓了交易空间,消费需求膨胀和消费结构升级是“炒物”的潜在推力,产业转型则是“炒物”的现实条件,流通环节是“炒物”现象的主要场域,资本则是炒作机制形成中的主导力量和背后推手。在炒作过程中,球鞋供给端的品牌方、互联网平台、经销商和炒鞋客共同参与利润的分割,一方面从多维度促使商品转型升级,改善质量和效益,优化了消费体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治理“炒物”现象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引导相关产业和业态健康发展,打造合法合规的商业模式,并使消费者理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