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法院管辖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兼谈专门管辖的合理性

互联网法院是司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在设立初期,依靠高效的在线诉讼方式及对涉网案件的专门化审理,互联网法院基本实现了“涉网案件网上审”的目标。但随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出台和在线诉讼的普及,互联网法院因定位不清暴露出了管辖范围、管辖连接点、协议管辖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也因此与普通法院产生了管辖冲突。互联网法院管辖模式亟需转型。对此,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法院针对涉网案件进行审理的特点,借用专门管辖的相关规定,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定位,构建完善的专门管辖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互联网法院管辖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非互联网法院民事诉讼--以上海法院为研究样本

一、电子存证背景下的区块链技术当前,电子证据的存证利用区块链技术成为“区块链+司法”模式的核心。杭州、北京等地的互联网法院已开始采用区块链存证的电子证据,将区块链技术引入电子证据保全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全国范围内总共设有27个节点,这些节点共处理了大约1.94亿条的上链存证数据,来满足链上证明的查证需求。此外,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天平链”电子证据平台、广州互联网法院参与创建的“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等,也都有着上百万条上链数据的存储。

互联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实践样态与功能实现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大势所趋,它与建设网络强国、法治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内涵一致。在法院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彰显互联网法院的核心价值,应强化其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之功能定位。目前,互联网法院在探索民事领域诉讼规则方面已有较多尝试,但在行政诉讼领域,却鲜见涉网案件诉讼规则的创制。部分涉网行政案件属于互联网法院受案范围,但由于司法解释列举的范围有限,司法实践呈现出实质审理案件少、案件类型单一化、上诉率高、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样态,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互联网法院在探索涉网行政案件诉讼规则方面的成效。从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层面分析,未来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范围,完善相关配套体制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程序选择权以跨越其与行政机关间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以进一步实现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

新时代首都司法改革实践的先行者--记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

赵瑞罡,第六届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从第一届北京法院司法实务研究专家到第六届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从市高院司改办再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多年来他扎根司法改革一线,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改革创新者的使命与担当。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打造了“微创新”司法改革品牌,组织开展了北京法院模范审判团队评选活动,其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连续三届获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征文优秀组织单位”。

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 保障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互联网法院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有力司法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推动数字教育健康有序发展,是加快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的必然要求。随着数字教育不断发展,教育资源突破时空界限,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流通与共享愈加方便,能用、好用的教育产品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教育产品。

北京互联网法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互联网司法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自成立以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着力提高党建工作质量。

异步审理模式的诉讼效率分析——基于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实证研究

异步审理模式基于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非同步”性与坚持“直接言词原则”的传统诉讼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异步审理模式对诉讼效率的影响问题,使用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杭州互联网法院5 714份裁判文书,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采用异步审理模式的案件相较于非异步审理的案件显著提高了15.8%的诉讼效率。基于高效与便捷两种优势,异步审理模式对于当事人接近正义具有积极作用。其次,异步审理模式对于不同案件类型的诉讼效率具有异质性。现阶段,异步审理司法实践更多适用于以银行为主体的借款纠纷。为更好发挥异步审理模式的制度功能,一方面应当明确异步审理模式的适用群体为弱势自然人群体并加强其认知度;另一方面,在诉讼标的额上限定适用异步审理模式的案件范围,突出异步审理模式的非普适性,以减少异步审理模式对于民事诉讼程序正义价值的冲击。

“互联网+”背景下司法实践的运行——以北京互联网法院为分析样本

网络科技对传统行业的影响与日俱增,司法实践也不例外。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司法主动适应网络发展大趋势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稳妥促进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北京互联网法院在产生背景、运行过程、现实影响等方面都代表性地折射出司法运行平台化、诉讼环节网络化、全类型案件数据化、审判模式智能化的现实特征,同时也暴露出顶层设计不足、司法本位弱化和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并从立法、技术、人才入手应对和解决网络司法中的新问题,对进一步完善网络治理机制、营造安全网络环境、提升网络审判效能、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异步审理”模式

在线庭审在空间维度上使庭审从实体物理空间转换到虚拟网络空间,在线诉讼异步审理则在时间维度上改变了传统诉讼活动的实现样态。在“异步审理”模式下,法官与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非同步”性,使其诉讼信息交流方式呈现“离散”状态,诉讼时间线的延长使各审理环节失去紧密联系,法官心证的形成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因其非同步性的审理外观,异步审理呈现出“书面外观+口头内在”的特征。但是,法官仍然需要亲历诉讼两造“留言式”的互动争讼,并以当事人主张的证据和争辩作为裁判形成的基础,因而其并未背离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基本精神。异步审理的特殊审理形态及其与传统同步审理的运行差异,决定了在对其规则构建时应当设置必要限度。

互联网法院定位之回归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对社会各领域影响的深入,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创新制度,自设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然而,检索分析北京、广州与杭州互联网法院设立至今的全部裁判文书,不难发现,在对互联网法院诉讼便捷、司法高效过多渲染之下,却忽略了互联网法院审判发展的瓶颈,甚至淡漠了互联网法院应承担的专业化审判的司法责任。破解互联网法院审判受制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制度与程序规则困境的关键,在于以'网上案件'超越物理空间地域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走出互联网法院系集中管辖'网上案件'特殊法院的误区,使互联网法院回归审判专业性案件专门法院的定位。

为什么要设立互联网法院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它试图以互联网为基础构建一种新的在线审判模式,优化甚至重塑网络场景下的诉讼程序和司法规则,以便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它具有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有助于规范互联网交易行为、有助于提高涉网案件的审判质量、有助于完善涉网案件的司法规则等优势。

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研究——以网络著作权纠纷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涉网纠纷已愈发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互联网法院应运而生。网络著作权纠纷是目前互联网法院受理数量最多的一类案件,在研究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较之传统司法模式,互联网法院在异步审理等新型审判模式的介入、协商性司法的强制前置上有所创新,但也在司法亲历性、当事人选择权、电子证据规则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铁路运输法院的演进,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与其角色禁锢有关。为此,在允许试验性立法试错的基础上,需要推进互联网法院的功能转型。

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评述

作为司法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产物,互联网法院对于依法治网和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和挑战。管辖问题是互联网法院面临的疑难问题之一,在规则设置方面存在尚待改进之处。具体而言,尚欠缺明确法律依据的集中管辖可能与既有管辖规则产生冲突,疏于抽象的管辖规则可能导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理解的分歧进而造成适用的困难,而过于便民的受案范围可能导致互联网法院职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推动互联网法院的发展,助力其成为互联网时代司法的先驱者,管辖规则应尽快予以优化。

互联网时代下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改革——以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为契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支付作为一种新型支付方式,受到人们的广泛应用,但与此同时,互联网纠纷也逐渐增多。我国的司法改革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传统诉讼模式中,以提高审判效率,实现更便捷的司法改革理念。文章以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为契机,探讨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法院对司法改革的重要意义。

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机制之检讨

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互联网法院审理规定》,互联网法院在受案范围、起诉方式、辩论场域及电子送达等方面全方位呈现出司法效率与便民价值。但囿于人工智能技术之局限性,立法须明确互联网法院本质乃为传统诉讼运行模式之在线化。而当在线电子诉讼平台仅为裁判必要辅助时,不可替代法官自由心证之全过程。互联网法院对传统诉讼模式提出新的挑战,立法应以专门法院设置标准为依据,对互联网法院设立之正当性进行充分说理;从法定法官原则视角妥善回应集中管辖的权力配置问题,并从证据调查的直接性原则视角进一步完善电子证据采信规则。

论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与程序创新

互联网法院作为从事“网上案件网上审”的专门法院,其设置的背景乃是人们需要通过互联网审判实践的探索来形成和完善互联网空间治理秩序,实现诉讼程序在效率提高和正义供给方面的革命性进步。互联网法院规则探索的维度有二:一是探索互联网空间治理的实体规则,二是探索在线诉讼的程序规则。互联网法院的规则探索在路径上应采二阶思维的模式。就程序规则的探索而言,第一阶的思维乃是在传统程序规则的语义范围内,以互联网技术来改造传统诉讼程序,以提高其运行效率;第二阶的思维是建构出某种与传统诉讼程序不同且与传统诉讼程序并行的在线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更加便捷的解纷路径。此外,为消解程序创新与法律规范安定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坚持增量保障的原则,也即程序创新乃是为了给当事人提供更加充分的程序保障,这种增量保障,同时内含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保障,也即应给当事人合理的程序选择上的自由,鼓励当事人以诉讼契约的方式来选择互联网法院在第二阶思维下所创新的诉讼程序。

关于电子文件法律证据价值可行性的研究——以互联网法院的实践为例

电子信息时代的法律证据不再局限于传统载体信息。随着近年来数字签名、时间戳以及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推动电子数据成为法律凭证已成为必要之举。文章以互联网法院电子数据取证的实践为例,结合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从法学界与档案学界的角度出发,阐释了电子数据在现有的立法、取证流程以及长期保存三个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档案部门应采取打通与司法部门的电子证据传输通道、在信息全生命周期中实施数据保全、规划公证数据流转与保存责任等策略,以保证电子凭证的真实有效。

关于北京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与立案审查的思考

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和立案审查规则的合理设定,一方面有利于互联网法院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有利于界分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的案件管辖职责,减少案件管辖的争议。同时,管辖范围和立案审查规则的明确和统一,也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本文结合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的生动案例,对互联网法院立案审查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法院管辖的重要案件类型的审查要点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以求对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标准的明晰和完善有所助益。

互联网法院司法实践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三家互联网法院裁判文书分析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法院设立至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其核心价值的明晰可以发现,看似美好的互联网法院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境:第一,涉网案件程序性处理比重过大,阻碍涉网案件规则探索;第二,部分涉网案件外流,不利于统一裁判规则;第三,大部分涉网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欠缺专业性。存在上述困境的原因在于:其一,集中管辖缺乏法律地位;其二,受案范围过于亲民;其三,传统地域管辖规则受到挑战。要想破解司法困境,应进一步明确互联网法院地位;逐步弱化传统地域管辖规则;完善受案范围,提高受案门槛,打造成名副其实的专门法院。

互联网法院管辖网络刑事案件的可能与限度

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其跨区集中管辖不仅打破了传统地域为主的审判管辖模式,而且符合"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理念,体现了专门法院审判专业性案件的现实需求。现阶段,互联网法院主要管辖网络民事和行政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的网络公益诉讼案件共11类,管辖范围可否拓展至网络刑事案件,从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的数据可知,互联网法院作为跨区集中管辖专门法院的典型样本,管辖网络刑事案件既有良性实践场域,又符合审判管辖的诉讼原理。可采取渐进式路径,从部分网络刑事案件逐步拓展至全部案件。第一步以管辖部分网络刑事案件为突破口,即管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简单网络刑事案件,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第二步则可管辖全部网络刑事案件,是否采取线上庭审或线下庭审,则根据案件情况、被告人和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综合评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