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有致--浅析《世说新语》的“互见”与“复调”

清人刘熙载论文风之变,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刘熙载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世说新语》的风格,但将其与《庄子》甚至外来的佛经并列,已经可见《世说新语》文体风格的独特魅力。概括来说,《世说新语》文体的独特性来自史部特点和子部小说特点的结合,其中史部特点突出表现在其文章的“互见性”,而子部小说特点突出表现在其“复调”的体例结构。

关于《史记》“互见法”的一些思考

本文对古今学者关于<史记>'互见法'的阐述作了较详细的辨析,同时结合有关资料,对<史记>'互见法'重新加以解释和具体分类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互见法'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发.

对照互见:琦君怀旧散文的结构方式

真挚内敛的情感、含蓄深远的意境与严谨而疏放的结构共同构成了琦君怀旧散文的中国风味,尤其在结构上,她运用对照互见的手法,选择显性实线与隐性虚线的双重叙述线索,使不同时空的见闻、感受、认知既交错对比又互相补足,将儿童视角下的情感记忆与成人视角下的理性认知融为有机整体,达到了主旨集中鲜明、文势开合有度的艺术境界。探讨琦君怀旧散文的结构方式,有助于挖掘其内在的中华民族诗化审美传统,进一步疏通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民族文化血脉。

从同义互见看党项民族诗歌创作

西夏党项式的“杂言体无韵诗”在存世材料中,有诸多完全相同或具有同源关系的诗句,这些互见诗句不仅有对勘校证字词和助于疏通文意的作用,还可以从中窥见党项民族诗歌创作的一些发展线索和民族特色。党项民间格言谚语、诗歌作品等似乎构成了党项诗人创作的巨大“资源库”,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创作传统,从《大诗》《格言诗》《聪颖诗》关注原有句子的照搬、改编、组合,到《月月乐诗》注重篇章结构及符合主题的引用意象、语句,再到《宫廷诗集》灵活化用党项文化、汉文化、佛教文化中的事典语典,党项诗歌创作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最终表现出成熟自然和多民族融合的趋势特色。此外,由同义互见延伸,《格言诗》似乎还保留了因立场不同的对立“斗唱”痕迹。

《伤寒论》中“厥”“发热”“下利”互见症辨析

《伤寒论》中“厥”“发热”“下利”三组症状在疾病的辨证施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太阳病篇“热利”并见的葛根芩连汤证到厥阴病篇“厥热利”悉具的通脉四逆汤证,“厥”“发热”“下利”三症贯穿于全书始终。“厥”“发热”“下利”等症状在《伤寒论》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如“厥热互见症”“厥利互见症”“热利互见症”“厥热利互见症”等。本文论述了“厥”“发热”“下利”等症状在《伤寒论》里的记载应用并探析了其互见症状的病机与治法,以期能传承经典应用临床。

从篇外互见到篇内对比——论《秦本纪》与《商君列传》的文本关系

《秦本纪》与《商君列传》间的“互见”关系具有特殊性。借助这种互见关系,司马迁实现了对秦穆公与秦孝公两位霸主在治政思想、所求之贤类型、所任能臣建树三方面的对比。司马迁在前代史料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秦史发展脉络,他不仅以“通”的眼光展示了秦的发展历史与重点阶段,而且敏锐地察觉到了从秦穆公到秦孝公所发生的历史转变。通过与秦穆公施德行仁的对比,司马迁从秦孝公处找到了秦亡的祸根,这不仅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且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对汉政提出了“秦鉴”。

论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

文学叙述与历史记录均为语言符号的编码,双方关系一直以来都处在一种互动的场域中,呈现出“历史文学化”与“文学历史化”的运作态势。鲁迅的小说创作承担“历史文学化”的职能,既从黑暗的“吃人”视角抽离出历史的整体内核,又从“油滑”的讽刺视角蒸馏出历史的现实功用。同时,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诠释“文学历史化”的精髓,即在于进化视角、批判视角和比较视角。之所以两个方向彼此冲突构成张力,是因为作者个人际遇与时代环境的塑造。通过分析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不难发现其作为一代大师的灵性、智性与心性。

浅论《红楼梦》中的人物“互见法”

“互见法”是《史记》常用的一种叙事方法,兼具史学与文学层面的功用。在人物塑造上,互见法一方面有利于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又能通过补充和映衬展示人物的性格复杂多样性。因此,“互见法”对我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探讨《红楼梦》在人物塑造上的互见艺术。

“互见法”探源

“互见法”为司马迁首创,这一观点似乎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但也有人沿波讨源,将其源头追溯到《吕氏春秋.有始览》。事实上,《吕氏春秋》中除了《有始览》中以“解在乎”标示的“显性互见”外,还有一类作用与它几乎完全相同,却没有任何标示的“隐性互见”。循“隐性互见”的路径继续探寻,则可将《史记》互见法的源头上溯到《左传》。互见法并非司马迁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互见法与纪传体结合起来,为以后纪传体史书的撰写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机读数据互见分类标引研究与探索

就机读数据互见分类标引的技术条件、意义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探索。认为加强互见分类标引,读者可以在不同学科或专业检索到跨学科多主题的文献,从而提高计算机检索系统的查全率和查准率,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参考文献5。

《史记》互见法论

互见法本为弥补纪传体先天之缺陷,《史记》把消极转化积极,给纪传体增加多重的活力。同时以互见法使讽刺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又把它与对比结合使用,使历史人物的面貌得以更全面的展现,且保持了该传的统一性。

清词互见考论

作为文献学意义上、狭义的文学作品互见中甚为晚出的一类,词作互见也可以说是由来也久。清代互见词,迄今所知,涉及全时段的至少十七位词人、一百四十五首词,其中仅可以大致考定四十八首词所分属的五位词主。互见清词的文献来源和清词互见的基本类型,与前代尤其是宋代大体相同,即主要来自互见双方的词别集,同时或稍后的词选本,以及与词有关的其它典籍;同一时期的词人之间出现两两互见,甚至是多人交叉互见的可能性,要比不同时期更大一些。清词互见的原因首在文献,而非作品的题材风格、流播方式或作家的文学观念,这就使得相关的辨析结果往往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不过,围绕这些互见词作的考辨和处理,也能体现出一定的词史研究价值。

英语读思言的隐喻意象与教学互见

英语读写教学的读思言指的是阅读、思维和书写。隐喻思维把阅读比作进食、思维比作运动、书写比作转换。读思言的隐喻意象阐释了阅读原则、思维策略、书写方法的学理依据。教学互见,即让学生的学对教师可见、让教师的教对学生可见。读思言教学流程包括读的互见、思的互见、言的互见;教学互见过程就是师生相互学习、互惠共生的过程。

史迁笔法:藏美刺于互见

一、引言 如果说寓论断于序事是司马迁承继承继《春秋》、《左传》笔法加以发展并得以圆熟运用的话，那么藏美刺于互见则基本上属于司马迁的独创。互见法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又一贡献。关于互见法，当代学者也多有论述。‘嗜名史学家张舜徽先生对《史记》这一独创手法有精彩的解说：

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

《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司马迁的“互见法”及其渊源

最早提出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是宋代的苏洵，而史迁的这种方法实是受了庄子的影响。庄子阐述哲学观点的“互见法”主要在于表明思想的一贯性与完整性，从多方面强调、补充阐述观点，虽然巧妙，还不算复杂。司马迁撰著史书的“互见法”，则在其基础上扩而大之，予以发展变化，使之适合史传文学的需要。它不但继承了庄子的强调、补充和贯通之义，更倾注了史迁的编撰准则和褒贬义法，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还将“互见”发展成对比的写作艺术，从而发展了“互见法”，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和表现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机检系统环境下分析标引与互见标引的应用

本文论述了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管理系统环境下 ,两种分类标引方式 :分析标引、互见标引的应用及作用。

试论机检环境下分类互见标引的实用

本文论述了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管理系统环境下,互见标引的使用方法及优点。

黄庭坚词集版本及其互见存疑词作考略

受词为小道等观念的影响,词集在宋代的编纂质量一般低于诗文集。多篇署名黄庭坚的词也出现在苏轼、秦观等人的词集中,对词作品著作权的辨别确认造成各种黄庭坚词集所收作品数量多寡不同。本文对黄庭坚词的版本进行了梳理,并对若干署名黄庭坚词的作者归属等进行了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