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見文獻視域下的《莊子》與《韓非子》關係析論

《莊子》與《韓非子》的關係一直是一個語焉不詳的問題,原因在於《韓非子》中與《莊子》直接相關的材料較少。但是,通過文獻考證和文本細讀可以發現二書之間有八組互見文獻,其中六組故事型互見文獻可爲二書關係研究提供非常有力的論據。根據文本相似度,八組互見文獻可分爲文本互見、本事互見和反向互見,將其分類用於《莊》《韓》關係研究,最終可得出結論:《莊》《韓》之間有着密切聯繫,《韓非子》的某些觀點或在對《莊子》的批駁中樹立起來,或在《莊子》的啓發下産生形成。借助互見文獻的分類應用,可以推動早期典籍間淵源關係的研究。

《东周列国志》城濮之战“闪现型”人物的互见文献探微

作为"羽翼信史"派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在运用古籍材料《左传》和《列国志传》塑造"闪现型"人物形象方面,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第一,丰富已有人物,如郄縠,《东周列志传》从"赵衰推荐郄縠""练兵""晋、曹交战""堆尸—掘墓—棺尸""假道于卫""临终献计"及"文公怀念"七个方面加以润色,借《列国志传》之壳,据《左传》之实,撰写新的故事。第二,新增人物,如于朗,此人虽不见于《左传》,但《列国志传》和《东周列国志》中"归属"他名义之下的部分行为见于《左传》,可见小说作者为突出某一人物形象,往往将多件或不相关的事情,全部"归属"于该人物。

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汉书》所见避讳资料研究

避讳之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至清末。若果未能掌握并了解避讳之情况,阅读古代典籍时之困难倍增;惟若能利用之,则可以解决许多古籍上之疑滞,以致可以辨别古书之真伪及年代。考证避讳字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大价值。陈垣《史讳举例》云:“秦初避讳,其法尚疏。汉因之,始有同训相代之字。然《史记》《汉书》于诸帝讳,有避有不避。”《汉书》之于汉代帝王名讳,有避有不避,不避之原因众多,大多与《礼记》所言避讳原则关系密切。

論《群書治要》去取《史記》之敘事原則

《群書治要》乃唐人魏徵等奉唐太宗之命而編,其用意在於"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惟歷代典籍眾多,遂於群籍之中,擇其"務乎政術"者,"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袠,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此書引用經、史、子三部之典籍共65種。其中卷一一至卷三〇爲史部,引用史部典籍六種,包括《史記》一卷半、《吳越春秋》半卷、《漢書》八卷、《後漢書》四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兩卷。其中《漢書》八卷僅存六卷,有兩卷在《治要》佚文之列也。《史記》載録三千年史事之於一事,上起黄帝,下訖漢武,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漢書》載西漢二百年史事,成八十萬字。然在《治要》之中,僅載《史記》一卷半,而《漢書》有八卷之多,比例懸殊,發人深思。本篇之撰,以《治要》所載《史記》爲根據,討論其去取《史記》之原則與精神,並見其如何體現《治要》"昭德塞違,勸善懲惡"之主旨。

論顔師古《漢書注》與《急就篇注》釋義之異同

顔師古注釋《急就篇》和《漢書》。《急就篇》臚列了大量秦漢時期的名物材料,彌足珍貴,唐前注者亦衆,惟師古注出而諸家舊注皆不傳。顔師古於貞觀十一年(637)奉太子李承乾命注解《漢書》,貞觀十五年(641)而書成。《漢書》注解者衆,師古注出而《漢書》舊注皆佚,與《急就篇》情況相同。顔注《急就篇》之年代,史無明證,惟觀乎《漢書注》成於貞觀十五年,時師古年六十一,而貞觀十九年(645)師古卒,則《急就篇注》似應成於《漢書注》前。今考《漢書》載前漢一代史事,備有大量漢代名物材料;《急就篇》所載諸姓氏之字,多爲漢時人名,師古同注二書,可堪較量。兹篇之撰,取二書顔注加以比較,條分縷析,以見其注解之異同,並略論其當否及意義。

論顏師古釋經與《五經正義》之異同

唐太宗於貞觀四年(630)下詔顏師古考定《五經》之文。貞觀十一年(637),師古復奉太子承乾命,爲《漢書》作注。《漢書》多采經説,《漢書》顏注則多引經解。師古注解《漢書》時,釋《詩》多本毛、鄭,而時有獨得之秘;解《書》則本諸僞孔而棄鄭玄,不辨孔《傳》之僞;注《易》則諸家并采,鄭玄、虞翻之説有與師古相合,而申述義理之時,師古又多采王弼説法入文。本篇之撰,旨在依據《漢書》顏師古注之用經情况,比較其與《五經正義》注釋之異同。又師古引經以《易》、《書》、《詩》最多,故本文用例主要采自三書,條分縷析,辨其異同。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本文將摘取若干句例,比較《漢書》顏注與《五經正義》釋義之别,從而確立顏師古在唐代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并重新肯定顏師古之釋義在經義訓釋上之重要性。

略论日本所藏诸本《群书治要》的特色

《群书治要》五十卷,唐人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成书以后,尝为皇室研习如何治国之重要典籍。然而,此书卷浩大,流传不广,渐有散,至南宋时只余下十卷,及后更在中国本土无著录。至清嘉庆初年,尾张本《治要》始回传中国,并广为校勘学家、辑供学家所利用。可惜的是,尾张本《治要》尝据当时所见典籍以回改《治要》,失却《治要》存旧之真,此其所憾也。在唐代末年,《群书治要》已经传到日本,最少四位平安时代(794-1192)的天皇曾经读过此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今所见日藏《治要》善本有数种,一为平安时代九条家本,此为残本,只余十三卷,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二为金泽文库卷子本,藏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存四十七卷。三为元和二年活字骏府刊本,又称骏河版,亦存四十七卷。本篇之撰,先概述《治要》之流传,并论各本《治要》之特色及彼此之承传关系。

論避諱與兩漢典籍之傳鈔

陳垣《史諱舉例》將古代避諱之法分爲四種,其中包括代字法。漢代典籍之於帝皇名諱,傳鈔之時多以代字法爲之。陳垣又云:“漢諱有一定相代之字,後世無之,即有亦非一定,斯爲獨異耳。”此乃漢諱具特色處。考證避諱字於文獻研究具有極大價值。陳垣謂避諱之“流弊足以淆亂古文書”。本篇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爲據,利用互見文獻對讀之法,辅之以避諱學研究理論,分析兩漢典籍傳鈔之情況,並討論避諱學在文獻研究上之作用。

《说苑》与《孔子家语》二书关系考论——兼论《孔子家语》的成书特点

《说苑》与《孔子家语》关系紧密,其互见文献共有103章,这些互见文献的特点是:文字或文字基础部分相同;叙述方式存在差异性。根据互见文献特点,并结合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等出土文献,可以推论,《说苑》中孔氏文献引自古本《孔子家语》,今本《孔子家语》文献并非引自《说苑》,而是来自古本《孔子家语》,是魏晋孔氏家学的产物。

《群書治要》引《莊子》研究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中卷三十七載有《莊子》之文。然而,《治要》所引不及《莊子》内篇,而只引及外篇、雜篇之五篇文章,並摘取其中與治國相關之文字而已。此可見李唐雖然重視道家,然《群書治要》既以治國爲要務,則於各家皆有所取,而不專取道家也。《群書治要》引書嚴謹,且所據本又多屬初唐舊本,王念孫以爲其引書乃只删不增,故深具校勘價值,引用《莊子》之文亦復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