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官文书文字所见古文字形体研究——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调查对象

文章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样本,穷尽性地调查了其中古文字形体的分布状况,对样本材料中隶古定字的历史来源进行追溯。样本材料所见含有古文字因素的构件可分为半篆半隶构件与隶古定构件,均以表义构件为主,除少数构件表现出较强的参构能力外,其余古文构件参构能力都较弱,古文构件参构字形占异体字样总数的13.7%。古文构件与古文形体只是大致相合,不存在严格对应性隶定形体,且总体朝解体方向发展,此过程中会造成点画增繁的异写字与换用构件的异构字。与同时期的东汉碑隶相比,手写简牍文字残留的古文形体更少,是更成熟的今文字,更能代表东汉时期人们真实自然的书写状态。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研究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已公布简文中,共有量词50个,其中以物量词为主。这些量词既有以往文献中已见的成员,也有新出现的成员,有些量词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数量结构来看,“名+数+量”结构仍然占据主流,其他结构类型也有散见的用例。《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的使用情况,既可以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提供材料,又可以为相关词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基于空间句法的城市广场空间活力研究——以长沙市五一广场为例

运用空间句法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对长沙市五一广场地段进行空间活力研究,通过门点计数、静态快照、路径追踪、观察和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并运用Depthmap软件进行视域分析和轴线模型分析。研究发现,五一广场空间活力低下的原因与广场内路径空间渗透性较低、出入口交通可达性较弱以及广场内的设施缺乏有关。通过空间句法客观与定量的分析,提出了提高五一广场空间活力的若干建议,并对类似公共空间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五一广场简谢豫言考实雷旦诉书佐张董索贿案假期书补论——兼论“爰书”

在五一广场东汉简中,有十余枚简内容涉及临湘县右仓曹史谢豫上言县廷请求延长雷旦诉张董案侦查期限的文书。女子雷旦控告县狱书佐张董在其丈夫前亭长雷良入狱期间索贿,县廷接到告发后,向当值右仓曹史谢豫下“廷书”,命其进行立案前调查取证工作。因张董拒不承认索贿,无法定案,而县廷规定的侦查期限已近,谢豫于是上书请求延长侦查期限,追加证人。该文书虽有缺简,但构件基本完整,很好地呈现了东汉时期县基层行政文书的基本格式和立案司法程序。文书中的“即讯”指到原告家中讯问诉词。“少”为一种雇佣身份,可能是东汉时长沙地区对“仆”的称谓。“债”通“赁”,“债(赁)某为少”反映的是民间雇佣之事。“效亭长”为“效功亭长”的省称,“效功”是让职务过失者将功补过、以观后效之义。“主人”指出租民房的房主。“爰书”在本文书中指经原告确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诉词,推而言之,汉代的“爰书”指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的诉讼法律文书。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元遗产案”识微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元”遗产案的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元”是一位籍贯临湘但旅居泉陵的商人,在去苍梧做买卖时去世,后来被运回临湘举行葬礼。“元”的正妻“何”检录分配财产,而“元”的庶妻“脩”带着其女儿“珠”回到泉陵生活了10多年后,可能因生活所迫,母女俩来到临湘争取权益。解读“元”遗产案牵涉的家庭及财产管理关系,既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东汉前中期商人家庭的生活情况以及家庭内女性的姓氏记录变化,还可以看出个体家庭中的婚姻关系与扩大家庭的宗法关系构成的紧张和矛盾,这影响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踵事增华 导夫先路——读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

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是首部系统整理研究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专著,通过册书复原与研究,为学界提供了11份内容比较完整、考证精细的东汉诉讼文书,作出了经验示范,代表了井窖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最新进展,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和方法。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格杀”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以下简称“五一简”)记载了多起格杀案件,包括一般主体的“格杀”和特殊主体的“格杀”。通过比较格杀诸案与龙格斫案中杀伤行为的差异性,可知五一简中的“格杀”指格斗时一方致使对方在保辜期内死亡的激情行为。这丰富了《二年律令》对“格杀”所做的立法释义,即“格斗而杀之”。在东汉县廷司法适用过程中,“格杀”的责任承担存在区别,行为人或构成“贼杀人”“斗杀人”。若官吏“格斫”他人,但保辜期内未致人死亡则被认定为“以县官事他贼殴人”,构成“贼伤人”。官吏、百姓捕格他人若满足正当条件,则不负刑责。

福州五一广场环境主观质量的综合评价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基本统计分析、因子分析以及模糊综合评判等方法对福州市五一广场环境质量主观评价因子进行了分析和综合评价.各评价因子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广场总体环境质量一般;对26个因子进行旋转得到主成分,依次为交通因子、景观意象因子、休憩环境因子、景观可视因子、设施因子、物理环境因子,是影响被调查者对环境评价的主要因子,可对广场质量作出大体评价;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表明,五一广场的交通便利程度、环境卫生、配套设施、景观、商业环境的评价结果均为E3级,总体环境质量评价结果亦为E3级,即一般.

基于交通等时线的城市商圈识别及交通要素研究——以长沙五一广场商圈为例

借助高德导航路径规划API,指定长沙五一广场为中心点,生成边长为35千米正方形区域空间范围内的点阵,利用空间插值获取小汽车、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四种不同交通方式的时耗栅格,生成不同时间间距的等时线,以等时线为依据识别不同交通方式的城市商圈。四种交通方式的等时线商圈具有不同的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特征,空间形态与交通速度、道路依赖性两者都呈反向关系,速度越慢和对道路及路线依赖性越弱的交通方式,空间形态越规则均匀,越呈同心圆形态,反之空间形态越不规则均匀,越呈空心触角形态。从加强快慢综合立体交通规划、优化城市商圈布局的空间结构两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五一广场东汉永初四年诏书简试论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有一篇汉安帝永初四年的诏书,不见于传世文献所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篇诏书揭示了汉安帝时期官府内外交困的情况,对于我们了解东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有很好的帮助。把诏书简中的论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对照,可以更好地了解东汉中期的历史变迁。

城市广场使用状况评价模式探析——以长沙市五一广场为例

本文以长沙五一广场为调查研究对象,针对该广场的使用状况和使用者的环境行为进行调查与分析,在归纳出五一广场阶段性使用状况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客观的适合城市广场的使用状况评价模式。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木牍相关法律用语探析

本文就目前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出土部分简牍所涉及的法律用语进行探讨。木牍J1③：281—5A为汉代的举劾文书，与居延新简中的“举劾书”比较接近。木牍J1③：281—5A的“不承用诏书”为罪名，指不遵守、奉行诏书。木牍J1③：325—1—140的“稽留”为犯罪，在简文中指稽留物资而影响征发。木牍J1③：169中的“强盗”在简文中意为强行抢夺，而“强盗”是否为罪名有待研究，“格杀”在简文中指罪人拒捕，捕者与罪人格斗而杀之，“谋议”指谋划犯罪，在简文中指谋杀人而未杀。

长沙五一广场初步分析与研究

通过对长沙五一广场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从城市广场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五一广场的总体设计进行评价,指出现今广场存在的不足,为促进长沙城市广场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试论长沙五一广场简新隶体与汉字的楷化

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新隶体进一步明确界定为:汉魏之际具有过渡特点的字体,笔形上波磔或隐或无、横画无向下顿按,点画间可有勾连意味,但无省略连并,或扁或方或纵。进而详细描写长沙五一广场简新隶体的类型,从笔形与外框基本形的角度将其分为8类,从中归纳出大部分新隶体的演变趋势为楷书,并探讨汉字由隶向楷演变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长沙市五一广场商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商业中心是商业高度集中、经营服务功能完善,当地居民休闲、购物、娱乐的汇集场所,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象征。该文以长沙市五一广场商业中心为研究对象,从交通组织、用地性质、商业空间形态、业态构成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历史资料的查询和详细的现状调研,对1998年以来的五一广场商业中心在不同时间段所呈现出来的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变化和发展趋势,最后总结商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

太原市“五一广场”环境评价及改建方案

本文作者从人们的心理感应及行为活动规律调查入手,对太原市中心广场的交通、功能、空间结构等环境效应进行综合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一广场改建方案

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过程和模式——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为中心

本文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为中心,从信息获取途径、应对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三个方面揭示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过程。经考察可知,东汉中晚期县廷的行政运作已进入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不仅获取和验证信息的途径变得多样化,县属吏分工更加明确有序,而且县廷的应对方案也更具针对性。通过梳理县廷行政运作诸环节还可以见出县属吏是协助县长吏完成日常统治的重要力量,二者的"合作共治"是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常态模式。该模式是东汉王朝统治地方社会的重要方式,持久地影响着汉末以降的历史进程。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象人”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象人",或作"像人""豫人",指的就是标注受害者创伤位置和程度的木俑(如J1③:218号)。这类木俑应属首次发现。从简文记载来看,在当时,"爰书"中有对受害者伤势的详细记录,并遵循一定准则,连同"象人"一并上报,即简文所谓"象人、爰书一椟",更为直观,是给伤人者量刑的重要依据。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若干經濟史料初探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第一次揭示了東漢和帝時期仍然執行“度田”政策的歷史真相,它不僅使我們首次清晰地了解到東漢以“鄉别治掾”爲首的“力田”“長爵”和“小史”的基層“度田”組織,而且還透露了和帝時期“鄉吏”解决“度田”糾紛的具體辦法。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還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和帝永元十五年雇傭民力水路轉輸軍糧的嚴密管理體系,而且先秦兩漢時期的傳世文獻及出土簡牘未見記載之“船師”史料也得以披露,這些材料不但填補了東漢軍事史研究的史料空白,而且爲我們正確認識吴簡中“船師”的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證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批簡牘還出現了具有明確紀年的有關債務糾紛的材料,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東漢債務糾紛處理辦法的認識。

長沙五一廣場J1③:264-294號木牘所見文書製作流轉研究

長沙五一廣場出土東漢木牘J1③:264-294的文書結構依據筆迹和内容可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可命名爲"元興元年沮鄉别治掾倫言事";第二部分内容("·檄即日起賊廷")爲臨湘縣賊曹對第一部分内容的處理;第三部分背面的"郵行"是第一部分"沮鄉别治掾倫言事"文書傳遞方式的説明。該木牘是合檄的一部分,應當是以完整的合檄形式(本文對此合檄進行了初步復原)從沮鄉遞送到臨湘縣由臨湘賊曹拆封、閲讀,并做了初步處理,即日將文書從賊曹發出送到其上級臨湘縣廷。通過對該木牘的流轉製作過程的考察,可以加深了解東漢晚期基層地方政府的文書製作流轉過程,進而探究東漢晚期基層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