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宪草”之立法技术分析

从"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及结构、内容和外部形式看,其立法技术,包括体制技术、程序技术与表达技术,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之间,充分体现了"理性"与"经验"、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法律发展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五五宪章"不仅为当代立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的经验,而且为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资源。

“五五宪草”的历史回顾与宪政反思

"五五宪草"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较量、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五五宪草"虽然没有走出工具性宪法的历史窠臼,但对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从内容和制定过程来看,制订者努力寻求本土资源与西方宪政文化的融合,充分体现出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平衡;制定过程中,执政当局对于社会舆论给予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使政府与民间在制宪过程中形成比较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宪草制定者在充分考虑国家的政治生态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实行给予极大重视。

“期成宪草”与五五宪草、西方代议制分权政体模式之比较

“期成宪草”是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唯一成果 ,是当时中国各在野党派在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的话语体系下 ,借鉴西方代议制分权政体的某些因素 ,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五五宪草的一次大手术。从五五宪草的总统集权制发展到“期成宪草”的国民大会及议政会集权制 ,可见后者具有相当的进步性、民主性及一定的分权制衡色彩。

“五五宪草”公布后知识界的批评

2 0世纪 3 0年代的宪政进程由于其独特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而具有深远影响 ,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宪政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拟围绕当时知识界人士对“五五宪草”的批评来探究他们对宪政进程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南京政府征询社会制定“五五宪草”和刑法的考察

在起草制定“五五宪草”和1935年刑法的修改过程中,南京政府一定程度的征询了社会的建议并加以采纳,国家和民众在立法问题上形成了一个有助于法律完善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有所区别:起草制定“五五宪草”时主动征询社会建议,1935年刑法修订时被社会舆论推着向前走。

对“五五宪草”的再认识——以《东方杂志》为材料

今人对"五五宪草"的评价普遍不高。究其原因,除了文本自身,还有历史遗留的政治因素,这样得出的评价是难以公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五五宪草"的制定经过、文本变化、争议和评价、思想基础的梳理,来重新认识"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与孙中山的宪法精神

一从训政到《五五宪草》1928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是年8月8日—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告军政时期结束,实施训政时期开始。国民党的三序时期的理论,是孙中山制定的。孙中山一生革命的目标,即要建立一个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他在《建国大纲》中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日军政时期,二日训政时期,三日宪政时期”。三个时期的任务分别是“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

“五五宪草”选择总统独裁制的原因探究

"五五宪草"于20世纪30年代由南京国民政府主持制定。在当时民主、宪政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却在宪法草案中将中央政治体制确定为实质上的总统独裁制。从社会、思想渊源以及当时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分析该现象形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总统独裁制之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质疑。

孙中山、“五五宪草”与“中华民国宪法”之制定

一、前言马奇(March)与奥尔森(Olsen)两人整理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研究时,指出其中五个特征与缺失,包括:语境论(contextualism),将制度视为社会整体之一部分而不加以区分;化约论(reductionalism),把宏观的政治现象化约为个体行为的汇集,不愿将政治的产生归因于制度;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将政治行为视为自我利益的算计而不是责任与义务;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历史被有效的机制所决定而忽略其无效率的一面;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

“五五宪草”政制选择的探讨——以《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国闻周报》为材料

一、文献综述对颁布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制定过程历时三年多、七易其稿的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的研究,据期刊网查询的结果,1992年至今共有18篇文章。[1]这些文章涉及“五五宪草”的政制制度性质的认定,对其评价是迥异的。

作为历史插曲的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是为国民党量身打造的宪法,立法院,总统,监察院,皆由国大选出,这将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近代中国立宪主义思潮的演进——从“五五宪草”到“期成宪草”

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公布后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批评。作为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唯一成果的“期成宪草”,则是对“五五宪草”所作的一次大手术,是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同人在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的话语体系下借鉴西方分权政体的某些制衡因素的杰作,标志着在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立宪主义思潮的艰难演进。

《时代公论》知识分子对“五五宪草”的舆论支持——以《时代公论》为中心

《时代公论》作者群是国民党知识子分的典型代表,在30年代"五五宪草"起草的过程中,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赞成建立三民主义性质之宪法,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要求宪法赋予总统及行政院独裁之权限,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呼吁宪法弱化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之权限。《时代公论》作者群对"五五宪草"的支持体现出了国民党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与其言论主张的吻合。

《五五宪草》政体模式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之异同论

作者认为《五五宪草》只是在形式上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有某些相似,而在根本精神与根本原则上背离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并深入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三民主义入宪探析——从“吴氏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1933年吴经熊以个人名义发表《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其中的第一条规定,引起了争议。①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该条并未作任何改动,再次招致激烈批评。耽于抗战,该草案未正式通过。1946年重新修订宪草时,经过多方角力,最后达成妥协,该条更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草第一条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后的改动反映了各党派以自身立场为出发点的利益考量,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民主宪政的普遍期待以及对防止重蹈专制独裁之路的高度警觉,同时还体现了时人对国民党党治的不满以及对三民主义的不信任。

《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设计之中央政制的比较分析

《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是张君劢依据“政协十二原则”起草而成,它在中央政制的设计上匠心独具,以“五权之名,行三权之实”,打破了“五五宪草”的制度架构,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本文将《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与“五五宪草”及《中华民国宪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论中间党派在1939—1945年宪政运动中的宪政设计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宪法期成会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是中间党派宪政设计的代表作。“期成会修正案”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作为学理依据，对“五五宪草”作了重大原则修正，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的原则。这是“期成会修正案”最为突出的贡献光是其特质的最重要方面。与此同时，这一修正案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三权分立”的宪政模式作了某些修正，与孙中山的思想不尽一致，这又构成其特质的另一方面。“期成会修正案”的上述基本特质的形成，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密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