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文臣与诸科取额

诸科取额调整是五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宋元之际的马端临认为其原因为乱世士人"能文"少而"贴诵"多。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言"有司选士之法"决定于"士之进取之方"和"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以此检讨马氏之说,其说值得商榷:诸科额数调整虽然受士人科举趋向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君主的意志;五代主持国子监刻印经书和知贡举皆为文臣,后唐刻印经书及后晋调整诸科取额,此二事作为尊经崇儒的举措,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文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诸科取额受铨选的员阙制约,其调整表明选官中身份和权力的国家取向,推动武人政治的士人化。这表明五代文臣对诸科取额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洛阳搢绅旧闻记》看五代文臣的守道与失道

《洛阳搢绅旧闻记》记载的五代旧事大多未收入正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将书中七位五代文臣的生平记载与相关史料及文学作品相联系,可以深入五代文臣的复杂的精神世界,了解其游走在守道与失道间的无奈与悲剧。朝代的频繁更迭决定了五代文臣为臣事君的忠君之道渐行渐失,但其修身齐家之儒者德行和重社稷、轻君王的民本思想与时继起,成为其可守、可行之道,因此五代文臣为人能恪守儒者本分,为官则忠于职守、造福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