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

善意误读的弊与功——从《管锥编》对《春秋》“五例”的解读与阐发说起

《春秋》五例,本来是以命名的细微差异表示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达到宣示作者政治伦理信仰的目的,并不是就文学的修辞和叙事而言。历来论者对五例立论指向未予细辨,诠释多欠精确。刘勰通过对五例善意的误读,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创建了全新的文论范畴"隐",推进了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形成和强化。刘勰所说的"隐"与五例中的"微",他说的"复意"、"重旨"与《春秋》的微言大义,有性质的区别。离开文学的特性对春秋书法过度诠释,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穿凿附会的索隐批评,是不可取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将本来意义的五例,与后来的"重旨"之说明确区别。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表现形态、"引经据典"之风、文论家的双重身份、儒家经典文论的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五例”与比兴

"《春秋》五例"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可作为史家之悬鹄,又能当成文学之示范。其中,"比"与"微而显"、"志而晦";"兴"与"微而显"、"婉而成章"异曲同工。而"比兴"的阐发功能——比德兴托则更与"惩恶而劝善"交相辉映,其政治与艺术的联姻,作为中国诗歌的意义建构方式,既是诗义转隐晦的根本原因,又是诗歌简约含蓄的重要源泉。诗如此,词亦不例外。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从“春秋五例”看杜甫诗歌含蓄的表现手法

杜甫诗歌中含蓄的表现手法的运用,形成一种杜诗特有的"意在言外"的语境和审美空间,从而避免了径露直白的直抒胸臆,同时加以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这就赋予其诗歌摇曳多姿、跌宕起伏、言浅意深的恒久魅力。而这种"言此意彼"的含蓄的表现手法很显然是受到了儒家经典《春秋左氏传》中"春秋五例"的表现手法的影响。"春秋五例"是对"春秋笔法""比兴手法"所开创的文史系统的继承和发展。杜诗中含蓄的表现手法和对"春秋五例"的自觉运用形成了杜诗特有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汉唐经学谱系中的诗史会通思想——以“《春秋》五例”为中心

汉唐时期的经学家认为,《春秋》与《诗》在文本实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一,与"诗言志"相应,《春秋》笔法中的"婉而成章"一例也允许"耻"、"爱"、"敬"等情志介入史文;其二,与《诗》学的"变风变雅"相应,"惩恶而劝善"一例通过神圣作者的建构来为历史文本的政治功能提供依据;其三,"比"与"志而晦"、"兴"与"微而显"构成两组对应关系,前者建立了合于周礼的符号秩序,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是作者个人之思想、情志对既有譬喻机制的重释。

五险一金缴纳此例及方法

所谓的“五险一金”，即是指养老、保险、失业、工伤、生育五种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一金）。其具体的缴纳比例如下：

《管锥编·杜预序》“尽而不汙”及“五情”说辨析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考释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述"五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说。其再释"尽而不汙"意在修正杜预注,然于"汙"字之训诂,却移甲就乙,误采"夸大"之义,有乖"汙"之本意。其于"五情"逻辑关联之理解亦似过单一;而其将"尽而不汙"与英文表达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相等同,并称"‘五例’者实为‘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则忽略中国经史交叉的传统与西方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不同史观间之差异,颇有架空东西方思想史脉络之嫌。从钱先生此则考证或可得出以下三点启示:其一,为文小题大做以炫博,而所提问题未必是真;其二,广列群书而失精审,所引之文似未详核原书;其三,中西对比宽泛而欠确切,驰想象而缺反思。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春秋笔法”与《左传》的书写

春秋笔法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时体现的一种史书写作手法,《左传》为解经之作,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出了较早且精要的诠释,总结出“春秋五例”。它在材料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在表现手法上“以一字寓褒贬”,在内容写作上倡导“微言大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放大,使其由一种史书写作手法,演变为跨越经学、文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作文方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为“《春秋》之诗”——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化成因与美学意义

杜诗以《春秋》史笔革新古调,变"风人之诗"为"《春秋》之诗",这一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转折在后世褒贬不一。本文重在分析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化成因与美学意义。杜甫仰慕先祖文德,试图通过文馆制度进入盛唐学术中枢,他所创造的诗歌美学典范得益于盛唐经史文化氛围的熏习及其传承《左传》杜氏家学而来的个人学养。其诗歌创作深具凡例褒贬的法度,刚性的诗学气质之下暗藏着合乎比兴传统的柔软本质,故呈现出霸气与温厚兼备的独特美感,从而开创出中国诗史的崭新格局。

春秋笔法刍议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后世史官所遵循的修史原则、方法以及指导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春秋的指导思想。孔子编修《春秋》的实践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论述,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一直是研究孔子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议题,人们对于其探讨也是争论不休。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它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学者们研究历史文献的书写演变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心雕龙》与“春秋笔法”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巨著,它对中国的文学是总结是归纳。总结的是前世的文学创作,其中对于孔子修《春秋》所使用的"春秋笔法"有其独到的评论,并且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春秋笔法在当时的发展;归纳的是文学创作方法,在其中显现了"春秋笔法"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清代外官久任制度考论

"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是乾隆年间清廷为限制外官频繁更调而制定的一项期望官员久任的政策。这对于规范督抚的题调行为,改变地方朝令夕改、官不久任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然颁行不久,即因外省频请拣发,被迫修改,允许将年例不符之人专折奏闻,为督抚的肆意题调创造了条件。这其中有人事环境之使然,亦有督抚主观因素的作用,而弊病之根源,则在于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

四庫本《春秋五禮例宗》探微

以宋刻本校《四庫全書》本《春秋五禮例宗》,發現僅脱文就有一百六十餘處,更有大量文字、格式的)誤、變亂,可謂'千瘡百孔',就筆者所見存世十五個《例宗》版本而言,《四庫》本當居最下。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不完全是館臣的篡改和謄録的草率,主要是庫本《例宗》的底本不善。根據《四庫采進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等文獻記載,《四庫》底本應是吴玉墀家藏曹溶寫本。然而經過比勘,《四庫》據以謄録的似乎並非吴玉墀進呈曹溶倦圃寫本。當然,庫本也並不是一無可取,經過四庫館臣的校勘,庫本也有勝於各本之處,這正是版本校勘的複雜特徵。

《辩十四声例法》及“五音”试解

《广韵》所附《辩十四声例法》,是隋以前以梵文韵学分析汉语声韵的珍贵遗存,而素称难解,本文试图对它予以校勘解释。先校误字,后与梵文字母作了系统比较。指出此"例法"是由于针对汉语声韵特点而将"十四音"说中国化了,包含7类元音与7类辅音,在《十四音》遗说注解中虽近于解复派,但与吴敬恒所理解的"解复"派分法不同。其中还糅合了《五音声论》的理念。由而再解释"五音宫商角徵羽"除对声母外,又可对韵母,考论《切韵》"东江支鱼"的顺序实际袭自李登《声类》、吕静《韵集》的"以五声命字",声类即指五声宫商角徵羽之分类。并引证战国至隋对姓氏的五音分类,以及唐代及以后姓氏五音分类的变化(包括敦煌《切韵》刻本的五姓注记、藏文的《人姓归属五音经》及《事林广记》),作出了解释。

《春秋五禮例宗》版本源流考

北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是《春秋》與禮學研究相結合的代表作,其版本紛繁,又以鈔本居多,攪擾難分。本文通校《例宗》十八個現存版本,逐一考察諸本,梳理出宋本之下有六個版本系統,基本理清了《例宗》存世版本的源流。此外,對散見於序跋、著録中的十三個版本加以考索,以爲羽翼。《例宗》版本存與不存者三十一種,略備於是。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例宗》迥然不同,分屬於不同的版本系統,可爲四庫學研究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