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左傳》“五十凡”

五十凡例是杜預《左傳》解經理論的核心概念。但歷代學者對其褒貶不一。通過考析可知,杜預爲凡例解經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準備,重新闡釋界定某些内容晦澀的凡例。五十凡解經的關鍵是尋繹與解釋《左傳》五十凡例與對應《左傳》《春秋》間的關係。在解經的過程中,杜氏通過附加條件的闡説與設置新條例來緩和凡例與經傳的衝突,竭力維護凡例解經的權威。但五十凡中存在着不少無經可解與辭重義復的條目,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凡例解經的作用。五十凡例的出現是漢晉學術發展的產物,是理解《左傳》杜氏學的鑰匙。

《春秋》例论

《史记》谓“《春秋》以道义”,按春秋家的家法则设例以言义,此实为汉晋诸儒治《春秋》学之一基本方法,于是公羊家、谷梁家、左传家各具其义例体系。本文试对三传家义例略作疏解,以求窥见汉晋诸儒《春秋》义例之学的大旨。

杜预左传学“例”说

对于《左传》"例"的研究构成了杜预左传学中的重要内容。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中提出了"三体五例"及"五十凡皆周公旧法"的说法,在经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左传》的地位一跃超过今文经公羊、穀梁学派。从经学发展的角度看,杜预定"例"的学术实践源自古文经学的治学传统,其《春秋释例》显示了他对前代学术成果的继承;从西晋的政治现实出发,提高左传学的地位不但抬升了古文学派影响力,更满足了司马氏的政治需要,杜预运用其学说保证了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并维护了其稳定,实现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左傳》“凡去其國”例楊伯峻注訂補

本文旨在探討《左傳》“凡去其國”一例,既嘗試釋讀凡例文字,結合出土簡帛異文説明此例關涉的語言現象,也通過考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的應用情況,尤其是對杜預《注》、孔穎達《疏》的取捨,窺探《傳》例的來源及其解《經》的效能。全文主體共分四個章節,包括:《左傳》“凡去其國”例釋義——兼從出土文獻異文現象看《傳》例文字;楊伯峻“凡去其國”例總注辨證——兼駁安井衡《傳》例文字訛誤説;從楊《注》對杜《注》孔《疏》引《傳》例解《經》的取捨看其注釋策略;“史之書策,必有舊法”——據《傳》“凡去其國”例證“五十凡”實有自來。杜預從《傳》例解《經》事,有根有據。於若干例外《經》文,杜説亦甚通達,但有時過於執著,委曲牽合,難免招人詬病。楊伯峻注以舊注疏爲鑒,於其説有取有捨,其注釋策略及説解《經》、《傳》之用心,無疑值得審視與借鏡。楊注未爲“凡去其國”例文字釋義,以“凡去其國,復歸其位曰復歸”解《經》,實有未安。凡杜《注》於例外説義,楊注均避而不談,有意擺脱前人束縛。安井衡認爲,“凡去其國”例中“入”與“歸”二字爲誤换,論證粗疏,並不可取。純從文字訓詁論,《傳》所見“入”“復入”“歸”“復歸”與“納”“復”“反”“還”,取義相通,故每每互用。這種現象也出現在傳世與出土的各種《老子》版本中。古策書法式應有如《傳》例的規條,後史或依或違。借鑒楊伯峻的實踐經驗,引《傳》例説《經》,須審慎行事,於兩者之相合處,固可據《傳》例並書法解讀《經》文義理,於其不合處,不能一概而論,以免委曲牽合、膠柱鼓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