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五四以来的社会转型与道德建设

我国五四以来的社会转型与道德建设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第一阶段 ,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道德主张与自由主义改良派和保守主义正统派的道德主张竞相发展并取得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为第二阶段 ,广泛开展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的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也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 ;从改革开放以来为第三阶段 ,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开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探索 ,并在道德心理。

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观演变探析

五四以来,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曲折转变。从五四先贤对传统文化的过激批判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从"文革"时期开展"破四旧"运动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理应重视传统文化思想的作用,不断增强自身的软实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五四以来中国校园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高校校园文化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校园文化秉承了五四以来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并在延安时期得到了创新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间，高校的校园文化以独特的形态和丰厚的内涵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并发挥着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冯沅君与冯宗璞小说的审美世界看五四以来我国女性文学的精神转换

五四以来,我国女性文学历经了四次大的精神转换。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审美观念的转换 :从个性解放走向社会解放 ;审美重心的转换 :从主观世界走向客观世界 ;审美方式的转换

《五四以来史学论著》

史学要论李守常著这是我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史学的第一部著作,论述比较全面,对目前的史学工作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全书共分六个问题:1.什么是历史2.什么是历史学3.历史学的系统4.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5.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6.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末附叶桂生《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一文。

认真对待“反常”:兼议“五四宪法”与组织法的相互性

一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起因于时过之后的境迁。理解历史之所以困难,就在于时代舞台的大幕早已落下,或如书页早被闭合,立足当下去回望遥远的过去,历史如同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密不透风,深不见光,后来者难以破门而入。历史如要被讲述,首先必须进行某种方式的压缩,尤其是在重大时间节点去追溯过往,历史通常被讲述为自某个开端时刻以来的胜利前行,仿佛时代这班列车在行进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摩擦力的,所有的力量都聚合在一个方向之上,列车自带导航,不断奔向前方。

“儿童”抒情的现代启蒙与困境--对五四新诗的再思考

五四前后,“儿童”概念所内含的现代性特征引起了作家的普遍关注,作为重要意象被迅速纳入到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变革体系中,成为诗歌建构现代美学品格的重要元素。在五四文坛的话语实践中,“儿童”与民间、韵律和白话的天然联系不仅为新诗的现代表达提供了资源借鉴,其蕴含的启蒙新质也为“人”和“新人”主题展示了新的价值可能。以“儿童”为载体,五四新诗对如何“为人生”、创作出“真的文学”有过不断调整和形式探索,其贡献与局限深刻折射出新诗诞生初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百年诗歌研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侧面。

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1920年代的《娜拉》演出与五四精神传导

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成为五四精神的象征,《娜拉》的舞台演出即是五四精神向社会传导的过程。1920年代,承载着个性解放思想和新兴话剧样式双重内涵的《娜拉》演出,从案头到舞台、从学校到社会、从禁演到公演、从女扮男装到男扮女装、从同性登台到男女合演,经历了曲折而繁难的过程,而在观演之间更是激发了有关中国观众配不配看新剧、易卜生是否适合中国、娜拉该不该出走等问题的论争。由1920年代的四种《娜拉》演出,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五四精神向社会传导的路径及效果,进而重审五四精神的丰富性和启蒙的限度。

“五四宪法”对国家监督体系的奠基

“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五四宪法”建立的国家监督体系以人大制度为基础,以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为重要方式,政协发挥着政治监督的功能。这一体系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这一体系存在着宪法实施不足、监督内涵缺失和党内监督弱化的问题。以“五四宪法”为参照,未来要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须着力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融合,国家监督体系内部的协调衔接,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善便捷,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

五四在地化:五四时期山东诸城乡村地区的宣传动员活动考察

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主要通过物质路径和主体路径传播至山东诸城的乡村地区,前者主要是指宣传实物的邮寄,后者则依靠旅外学生的在场叙述。伴随而来的还有济南等城市开展响应行动的消息。受此影响,诸城当地也发起了以爱国学生、进步人士等为主体的五四运动。运动主体对五四运动中心地带的宣传内容就地解码后形成了三种取向:现状告知、斗争动员、救国途径,最后通过开展仪式化的反日大会、流动式的宣传动员和通俗化的传播推广三种在地呈现方式,成功动员了乡村中广大农民群体参与到这场斗争当中。这体现出五四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的下行趋势,其实质是部分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体开展协作斗争的尝试。

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翻译赞助之道

五四时期,《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而进入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中心,有力助推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转向。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成功,得益于五四精英多元互补的翻译赞助策略。通过赞助推出简明的阐释性文本强化《资本论》学理的易解性,在《新青年》等报刊刊文介绍、评论与节译强化传播广度,筹划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社团的译介与研究活动、演讲、授课及与进步力量积极互动强化传播深度和力度,五四精英有力赞助了《资本论》的中国传播。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翻译赞助之道对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建构极具现实启示意义。

论五四时期《共产党宣言》经典化的翻译赞助

以五四精英的翻译赞助为中心,考量《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化。通过文献梳理与剖析表明:五四精英通过译前的作品和译者选择,翻译出版阶段的译本生成与出版努力,翻译出版之外对作品多元互补的大力推广,有力助推《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化。这对当下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颇具现实启示意义。

试论“五四宪法”的科学性——近代以来思想史的视角

“五四宪法”具有鲜明的科学品格。认识“五四宪法”的科学性离不开它所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观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几个发展阶段。从思想史视角观察,“五四宪法”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科学态度、科学内涵和科学策略等诸多方面;从思想史视角观察,也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五四宪法”后来的遭际,从而更好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两个结合”视域下五四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传播力建构研究

阶级斗争思想是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借以确立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并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经典理论之一。陈独秀等五四精英将阶级斗争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器进行传播时,并非机械而教条地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举足轻重、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及大同思想等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实际,对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顺应性调适。同中国具体阶级状况的实际和大同思想的结合,有力助推了阶级斗争思想在中国空前成功的传播。五四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传播力建构中的两个结合,对当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建构颇具现实启示意义。

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

一、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与传统文化的对话。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深层关系,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当下的重要资源。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不断对话,激活了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断激发着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演进。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主要体现在“立人”“立国”“立志”三个方面,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反思,不仅能够厘清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的精神脉络,也能够对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论“五四宪法”的地位和作用: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五四宪法”既构建起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国家组织机构体系、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体系,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又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民主基础、法理基础和观念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石。尽管“五四宪法”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仍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完善宪法制度,加强宪法治理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我们纪念“五四宪法”就是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宪法,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继承和弘扬其中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智慧,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