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克五四启蒙和激进现代性——以莫言的身体叙事为考察中心

莫言的身体叙事从“种的退化”切入进化论思想,但它与五四启蒙思想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它的着眼点既不是医学的精神病学层面,也不是鲁迅等人的批判传统文化的启蒙视野,而是从科学和现代文明等生物学角度切入去探讨问题;虽然他们都是从启蒙的视角去评定,莫言重视的是分析哲学,而非五四启蒙的价值先在理论,因此不能将莫言放置在五四启蒙的价值框架中去阐释。莫言从后现代视阈审视身体在现代革命中的遭遇和身份变迁,身体与现代组织制度形成矛盾和抗拒关系,身体的主体性被建构,凸显了身体的超社会存在的人类化视野,并以身体话语来对抗阶级叙事和一体化政治,具有鲜明的反革命现代性的特征。莫言以大悲悯的情怀书写革命、市场和乡土中的身体,身体的在地性和超越性折射出莫言内在的困惑,不能简单将身体视作政治、经济附庸或土地的同类物,它具有复杂的身体政治内涵。莫言以平视态度对待身体、社会和风景,身体具有批判和生产的双重功能,身体的主体性建构凸显了后现代文化中个体的成长和作者认知的深入。

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

五四启蒙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新阶段: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达到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从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先驱者个体觉醒,到甲午战败后士大夫阶层“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再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全面觉醒”;从近代初期少数先驱者的被动惊醒,发展到五四时期对民族命运的自觉反省与对唤醒民众使命的自觉承担。时人对“觉悟”的定义包括:启蒙者的主动“自觉”“自己觉悟”与启蒙者唤起工农的“觉人”“人人觉悟”,科学(学术)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傅斯年等人还提到了“社会的觉悟”),对外不许列强侵害主权的民族主义觉悟与对内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民主主义觉悟,个体意识的觉悟与群体意识的觉悟,从一般倡导“国民觉悟”到重点启发“阶级觉悟”。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五四思想家非常重视的传播渠道、觉悟途径,《民国日报·觉悟》《觉悟》等报刊在实现“第一次全面觉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

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从各自角度对"五四意义"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从而形成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表现为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把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经历了从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到五四"文化断裂"的话语诠释系统转变。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五四意义"的多向诠释,进一步凸显了五四精神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五四启蒙思潮下的散文创作——论沈从文散文中的启蒙意识

沈从文作为“五四”后期作家,与“五四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五四”启蒙思想渗透进他的散文创作中,他以乡下 人的身份张扬着个体观念,用净化的湘西世界的构建呼唤着纯文学的回归,同时继承了中国抒情传统,通过极致的抒情,营造一个真实的文学国度。

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比较论

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接续与承继为理论出发点,同时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更加强调理性与知识,更为强调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但它自身又充满了危机的种子,表现为启蒙作为手段与作为本体的内在矛盾、思想方法与理论工具的内在矛盾及以反权威、反武断为标志的“思想自由”口号与实际上要求“思想统一”的内在矛盾。这一切终于使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试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局限

尽管五四启蒙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但其在运行过程中的局限性也清晰可辨 ,这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历史观的狭隘、主体性的失落、文学性的磨损。造成这些局限的原因不仅有外在的因素 。

从五四启蒙到科学发展观

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启蒙是在批判传统中追求人的解放,这也曾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没有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全面展开,因而导致了"理性的缺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人面对着工具理性导致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荒芜。科学发展观在理想与现实、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人的发展确立了切实的实践道路。

启蒙:“五四”不能承受之重——试论五四启蒙的悲剧性

对"五四"来说,启蒙是历史的必然,但"五四"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担负起启蒙的重担,因此五四启蒙带上了悲剧色彩,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的悲剧性悖论。新生与传统力量的巨大悬殊,严酷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五四启蒙者的时代局限交织在一起,使启蒙这一历史必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无法完成。

新浪漫剧、五四启蒙运动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

新浪漫主义本是传统浪漫主义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但由于其特点与后来的现代主义有相似之处 ,“五四”时期就把所有的现代主义流派都称为新浪漫主义。同样 ,“五四”时期的新浪漫剧实际上也是指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现代派戏剧。现代主义戏剧在 2 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只是在“五四”时期和 80年代出现过两次短暂的热潮 ,且前者被称为“新浪漫剧” ,而后者则被冠之以“探索剧”。对“五四”新浪漫剧的文化阐释绕不开现代思想启蒙运动 ,而且 ,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可能是现代主义戏剧在中国的直接催化剂和惟一的生存土壤 ,因为不仅是“五四”新浪漫剧 ,80年代探索剧也是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而诞生的 ,并伴随着启蒙运动的结束而偃旗息鼓。本文认为 ,“五四”新浪漫主义戏剧的命运不仅与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命运密切相关 ,而且最终决定于整个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化过程的性质与特征。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启蒙的承续与超越

20世纪30年代由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是连接30年代反尊孔读经潮流和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具体环节之一。其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承续与超越,对推动文化上的爱国救亡,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现代评论派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新文化阵营核心成员的分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遭遇了危机。但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现代评论派坚持了五四启蒙传统。他们以书生报国的情怀,从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对法治的呼吁和主张有节制的爱国运动几个方面,继承并发扬了五四启蒙传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份操守,使得五四启蒙传统薪火未绝。

论五四启蒙运动的动因与性质

历史行进到了1915年秋天,当时还未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也并不平静:一面是封建专制的败叶烂果散发着腐气,窃据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帝制的重新出台;另一面是金风浩荡传播着思想革命时机成熟的信息,《青年杂志》的问世标志着一次新的启蒙主义思潮的到来。自明代中叶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已经有过三次启蒙主义思潮。应该说,这三次启蒙思潮都带有思想革命的色彩。但是,泰州学派与明清之际尚属春潮乍起,严寒犹威。

论五四启蒙运动嬗变之内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五四启蒙并没有完成其思想启蒙的任务 ,而是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民族救亡的主题。虽然民族危亡的时代形势对启蒙的转向有重要的影响 ,但导致其转向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启蒙自身存在的缺陷。本文试图通过对启蒙的动机、启蒙的理论、启蒙的主体等内在因素存在的缺陷进行检讨 ,以加深对五四启蒙运动的认识。

“五四启蒙”与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科学研究的兴盛与衰落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五四运动以来学校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特点,为当下学校体育科学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主要结论:在"五四"科学精神的带动下,中国的学校体育实证科学研究开始萌芽;但是在当时的革命现实和传统文化基因的双重压力之下,这种科学的研究范式及精神却没能生根,而是日渐走向衰落。

国民程度问题与五四启蒙目标

国民程度问题与五四启蒙目标洪峻峰中国近代政治改制中最大的文化难题，就是国民程度不足。民国建立之后，这一难题再度凸现，并危及民主共和制度的实行和巩固。五四启蒙运动作为对辛亥革命的补课，其直接目标就在于提高国民程度，解决这一现实难题。所谓“国民程度”，涵...

浅议五四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演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已进入民国时代,而封建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民族危机仍然空前严峻的形势下发生的,这就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点必然揭示反帝反封的时代主题。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具有思想上彻底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中国五四启蒙运动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比较研究

中国五四启蒙运动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都是要反对腐朽的封建势力,建立自由、平等、文明的现代秩序,两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不懈地追求这一秩序的建立,我们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到两国知识分子在试图改变本国命运中所具有的超越意义的探索发现,又可以发现这两次运动中某些层面上无法遮掩的缺憾。

五四启蒙运动初探──兼评“五四启蒙运动中断论”

五四启蒙运动初探兼评“五四启蒙运动中断论”朱玉湘１９１５年《青年》杂志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的文化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但从５０年代起国外就流行所谓新文化运动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或弄糟了的论调。前几...

五四启蒙者的缺陷

王元化在《论传统与反传统》(8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中指出五四启蒙者在反传统方面有其光辉所在,亦有其缺陷。他指出:“五四精神自然体现在反传统上。它反对具有强烈封建主义色彩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这是它的光辉所在,然而其病亦是。五四启蒙者对于传统文化缺乏作全面的再认识再估价,经过批判使应该保存下来的保存下来,吸收融化在新的思想体系中。五四启蒙者对于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殊少批判,就是对儒家本身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