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动物群像”书写看“五四”启蒙主义的局限性——重读鲁迅《示众》

《示众》里的“看/被看”世界正是鲁迅眼里旧中国的症相,反映出的正是鲁迅作为“五四”一代启蒙者的立场以及启蒙中心视角下的“动物群像”书写。由此,小说《示众》中隐含的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隔膜乃至对立的关系,折射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及其时代局限性。

略谈“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叙事的多元性的主要体现

由于新文化运动中被启蒙者的"缺席"问题,导致"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平民主义"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正是由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叙事的多元性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现代性的情感体验、现代性的思维和想象方式、现代性的艺术形式、现代性的语言系统的具体体现,才成就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鲁迅精神传统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发生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为了应对并解决前此出现的文艺新潮中的诸多问题而召开的。这场影响深远的延安文艺新潮,是在"皖南事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因"鲁迅"而启动,又以"鲁迅"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的。从表面看来,这股文艺新潮表现的是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与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艺"的宗派之争,但实际上,它的内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念与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根本性的冲突。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阻遏并逆转了这股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旨归的文艺新潮,从而使其成为历史的一次回光返照而为后人所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