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与五四文学精神探究

老舍生于北京,也长于北京。1919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同时期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波及中国,各种西方“思潮”“主义”大量涌进,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重塑自身文化心理结构。老舍并未赶上这场轰轰烈烈如大浪淘沙般的文化心理洗礼,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即将落下帷幕之际登上文坛。作为20世纪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他重新审视了五四运动,并进行了反思。与“五四”时期其他作家相比,老舍对五四运动的热情并不高,甚至自称采取了“旁观者”“局外人”的态度。虽然置身于“五四”圈外,但是五四运动使老舍认识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状况,知晓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表现。老舍继承了五四文学精神,但也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他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冷静的视角、更加含蓄的情感,将自己的思考与五四文学精神内涵融合起来,灌注于其充满“市井气”的小说创作中。文章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为依据,聚焦老舍与“五四”的联系,探寻五四文学精神对老舍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五四文学精神对新时期前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的影响

非孝与启蒙是五四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非孝催生批判父亲或父辈的"弑父叙事",启蒙导致审视父亲或父辈人格精神的"审父叙事"。文学的"回归"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新时期前期小说向五四文学精神的皈依。"弑父叙事"使父亲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文化的象征,因而父亲的能指化事实上构成对孝或孝道的拒斥,导致部分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空缺。"审父叙事"凸显父亲或父辈的保守、愚昧、委琐,"父范"的消解及前喻文化威权的丧失阻遏了新时期小说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汪曾祺与五四文学精神

汪曾祺除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之外,也由于其西南联大教育背景与沈从文的影响,在心灵深处接受了五四文学精神。其作品中对人之命运的关注、人性的张扬以及民间立场的坚守等方面,均能见出汪曾祺和民主、科学、人道、自由等五四价值理念的内在关联。只有考察了这种关系,我们才能对汪曾祺的创作有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把握。

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疏离者——从老舍三十年代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其男权意识

老舍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小说其女性形象分四类:传统旧式家庭主妇、强悍的“女强人”、被迫堕入风尘的女性、接受瓣式教育的“女强人”。这些女性形象的塑体现了作家老舍浓厚的男权意识和男性本位主义意识,而这一点恰恰正是他对当时提倡女性解放建构女性文学话语的五四文学精神的疏离。

“五四”精神的坚守:丁玲文学批评综论

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经历由认同批评到政治化批评,再到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由于丁玲身上永难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她的文学批评即便在充满政治化大批判的极"左"年代也始终葆有鲜明的人道情怀、现实关注及独立自主与诗性发现的"五四"精神。这既是现实形势发展和文学创作演变在批评中的反映,更体现了丁玲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以深刻启示。

用“五四”文学精神引领当代台湾戏剧——姚一苇对于当代台湾剧坛的意义、价值和贡献

"喝五四奶水长大"的姚一苇是当代台湾剧坛的旗帜性人物。其戏剧"为人生"的创作理念及其与生命同构的创作真诚,注重民族特质与人类共同性的题材主题描写,在人生困境中思索人与人性的形象刻画,以及为了表达人生思考而对于艺术表现形式的执著探求等,都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精神有着深切关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台湾戏剧在政治压抑下趋向衰微时,是姚一苇如同"暗夜中的掌灯者",以其深刻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精神,引领台湾剧坛艰难地走出那片荒原地带,走向具有思想内涵和审美探索的现代戏剧艺术。

光复初期“跨海知识分子”述评

1945年台湾光复,许多知识分子从大陆渡海去台,在他们的努力下,五四新文学精神传统在海峡彼岸得到进一步传播、深化,并与台湾本土现实相结合,在光复初期以及此后的历史发展中都显现出其力量所在。这一群体的意义即由此彰显,并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