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刘半农——兼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榫与离散

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从鸳鸯蝴蝶派的“才子”蜕变为“五四”新文化的“战士”,最后转变为沉潜于语言研究的“隐士”。他的人生转变背后有一条“不变”的线索隐没其中:就是他一直游走于科学与文学之间,既有着科学家的“收敛”,又有着文学家的“放任”。正是两者之间的矛盾纠葛、此起彼伏,使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最初的合榫走向最终的离散。进而以刘半农为切入点反思文学史如何摒弃单一的评价标准,更为多元、真实、客观地还原“五四”知识分子和这段复杂历史,仍然是学术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文学史话题。

《新青年》:新文化元典精神与五四新文学审美方式

本文分别从思维方式,价值形态,话语特征等层面论述《新青年》的新文化元典精神。文章认为: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启蒙思想,人的发现的价值形态,开放语态以及矫枉过正策略的话语特征,构成《新青年》作为新文化元典的基本精神。文章进而分析了新文化元典精神对五四文学现代审美方式的影响。文章最后强调:《新青年》不是单一封闭式的、静态书斋型的纯学术理论,因此,当今学界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后世学理概念和学术体式的范畴理路去“匡正”或“反思”,甚至“解构”《新青年》作为新文化元典的存在意义。

五四新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研究五四运动,要坚持"大历史观";讨论五四新文化与五四新文学问题,也要坚持这个"大历史观"。五四"文学革命"不但要求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的"大解放",而且要以这种"解放"了的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激烈的新旧文化思想斗争,逐渐形成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的文化方向。这个新的文化方向所凝聚的新的文化思想,贯穿于五四以后整个新文学的历史,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灵魂。

对五四新文学源流探析的再认识——以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为例

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五四新文学源流探析的论著层出不穷。以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为例,作者对五四新文学的源流界定的思想理路的不同,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的自我设定,成为他们观点殊异的深层原因之一。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起点,它们之间互为联系、影响、呼应。"五四"观念上的变革、理论上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推动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的建构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深入的交互。"五四"儿童文学从理论、创作到编辑出版,逐步地完成了它在发生期的成长历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也与主流的文学话语、机制密不可分。

“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在西南大后方文学活动与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民间文学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贵州被发现。贵州在当时中国的文化格局中起到保存和滋养的作用;同时,五四新文化也通过抗战的契机向贵州这种边缘地区扩散。这是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一次深具意义的历史性相遇。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爱国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它同时又扩大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创新的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

“思想”与“思考”:贯穿20世纪的文化纠缠与纠结——关于五四新文学批评状态的一种考察

作为五四新文学生成的精神动因,从"思想战"到"思想革命",文学批评经历了一系列文化意识形态的演练和论争过程,构筑了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基础,突显了冲破旧的僵化观念模式禁锢和引领创新意识的历史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与"思考"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趋于分离和复杂化,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状况,而文学所呈现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性,又不愿意依附于任何"理性""思想"和"主义"羽翼之下,成为思想道德说教和传声筒,于是形成了一种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特殊的文化纠缠与纠结现象。

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汲取了大量西方文化的精神营养,欧洲文艺复兴便是其中之一。胡适等人甚至将这场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文学是二者间影响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文艺复兴文学挑战权威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反抗精神使五四新文学以新的眼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决绝的方式揭批封建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与罪恶。文艺复兴文学对民族语言和现世生活的标举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使之更加关注社会和民生。文艺复兴文学的人本主义思想唤起了五四作家们人的意识的觉醒,并使之肯定人性,倡导"人的文学"。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科学与五四新文学文化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品质决定了它更多地体现文学文化的特性,其中被陈独秀概括为"民主与科学"的"科学"这一概念本来与文学在性质上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却在文学文化的建设意义上实现了促进与包容。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作为时代文化的理想概念承担着诸多历史义项,科学从一开始就以确定的概念作为新文化主要的思想资源影响中国社会,由此形成新文学的科学文化。

翻译文学地位的多元系统解读——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虽硕果累累,但一直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承认。翻译文学一直都是社会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多元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有时会占据中心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作为建构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逐步处于中国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

双重身份视域下的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7年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身份给陈独秀带来了新的资源。首先,陈独秀能够以北京大学同人为基础组建《新青年》杂志的核心编辑与作者。其次,陈独秀的个人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时人眼中的新文化“钜子”。但在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新旧冲突加剧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与思想领袖双重身份之间发生了冲突。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蔡元培通过解除陈独秀的官方身份作为回应。官方身份的解除加速了陈独秀由思想领袖向革命领袖的转变,其个人身份的转换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

为了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为了对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进行文化反思,探索新文化建设的道路,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负责编辑了《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这本论文集,意在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五四”是经历过多次纪念活动的,每一次都提出过一些同时代和思想文化有关的重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一事实本身就显示了“五四”

致敬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对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五四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精神,一个时代。今年是五四运动105周年,国学君为大家精选了100条经典语录,让我们重温五四精神。

梁启超的欧洲文学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考察

欧洲之行使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发展道路的偏颇,指认文艺复兴所指示的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他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所表现出的思想解放的极端化,并着重剖析了盲目尊崇科学理性所导致的写实派文学对于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的价值的否定。梁启超通过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批评,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引向人文主义的健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