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翻译赞助之道

五四时期,《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而进入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中心,有力助推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转向。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成功,得益于五四精英多元互补的翻译赞助策略。通过赞助推出简明的阐释性文本强化《资本论》学理的易解性,在《新青年》等报刊刊文介绍、评论与节译强化传播广度,筹划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社团的译介与研究活动、演讲、授课及与进步力量积极互动强化传播深度和力度,五四精英有力赞助了《资本论》的中国传播。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翻译赞助之道对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建构极具现实启示意义。

论五四时期《共产党宣言》经典化的翻译赞助

以五四精英的翻译赞助为中心,考量《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化。通过文献梳理与剖析表明:五四精英通过译前的作品和译者选择,翻译出版阶段的译本生成与出版努力,翻译出版之外对作品多元互补的大力推广,有力助推《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化。这对当下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颇具现实启示意义。

“两个结合”视域下五四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传播力建构研究

阶级斗争思想是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借以确立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并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经典理论之一。陈独秀等五四精英将阶级斗争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器进行传播时,并非机械而教条地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举足轻重、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及大同思想等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实际,对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顺应性调适。同中国具体阶级状况的实际和大同思想的结合,有力助推了阶级斗争思想在中国空前成功的传播。五四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传播力建构中的两个结合,对当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建构颇具现实启示意义。

五四时期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及建党活动——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赴法学生为考察主体

五四时期,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立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蔡畅、萧三为代表的湖南青年,怀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引导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其中,蔡和森是最早提议建党并取名“中国共产党”的人,并建议新民学会在法国的分支“工学世界社”更名“少年共产党”。正因为有蔡和森等湖南青年在海外从事建党实践,毛泽东评价他们与国内建党的创始人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海外的创始人。

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公共交往

五四时期,李大钊以学校、社团、报刊媒体等公共空间为平台,开展公共交往活动。他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自身言行,拓展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空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凭借公共交往活动,李大钊引导大批有志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五四时期山东报刊对齐鲁社会变迁影响研究

近代报刊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不仅是社会各种政治力量表达不同政治观点、传播不同思想观念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五四运动时期,山东报刊迎来发展的新高潮,这集中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山东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等进行全面变革的要求,也是此时山东社会剧烈变动形成合力推动的结果,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第一,坚持反帝反封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第二,鼓励发展实业,提倡“实业救国”;第三,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第四,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陋习,推动社会风俗改良;第五,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共山东支部成立创造了条件。

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及其价值意蕴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前提。本文从五四时期进步青年选择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出发,探讨该时期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路径,分析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蕴,对新时代继续坚持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新时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重要意义。

论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调查

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早在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改造社会和拯国救民道路,已经开始重视并深入开展了大量社会调查。他们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理论检验,通过社会调查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各界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情况,揭露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境。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调查不仅为深入认识和改造社会提供了条件依据,而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注重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

五四时期毛泽东群体观的形成及其实践

五四时期,毛泽东逐渐摒弃“精神个人主义”“圣贤创世”等伦理思想,培育了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群体观。毛泽东的群体观主要表现为以“民众”为中心的大群体观念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小群体观念,其演变轨迹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开始笃信民众联合的力量,将改造社会的目光从“精英”转向“群体”;二是将“群体”与“政治”“主义”相结合,认为群体活动既需要联系政治现实,也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三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聚合知识分子,组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联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走阶级专政的道路。同时,毛泽东通过创办报刊等方式实践群体价值,对湖南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迷茫与蜕变——论五四时期毛泽东关于“主义”的最终选择

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曾经历过思想的迷茫与困惑,其中,五四时期是毛泽东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关键期。在近代民族危亡、人民危难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主义一度迷茫困惑,但通过理论比较和实践探讨,毛泽东逐渐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唯心主义世界观,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妇女参政视角下的五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实践

妇女参政是妇女解放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妇女走向解放的必由之路。以天足运动、西方新思想的传播、创办女刊和学生运动为实践切入点,透视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参政实践,天足运动为妇女参政提供了实践前提,西方新思想的传播为妇女参与政治奠定思想基础,创办女刊为妇女参与政治提供思想指引,学生运动为妇女参与政治提供路径借鉴。五四时期妇女参政实践是近代中国妇女百年参政实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探究五四时期妇女参政实践,必将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妇女参政和妇女事业发展。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当代审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五四时期张竞生的爱情观

1923年4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他的爱情观,引发了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在张竞生看来,爱情是男女双方的自由,是有条件可比较可变迁的,情爱比离合更重要。他认为夫妻双方都要“竭力向上”努力使爱情不变迁。当时许多人难以接受他的爱情观,特别是不支持他说的离婚自由,盖因它背离了中国家本位等文化传统。尊重个性崇尚自由是张竞生爱情观的本质内涵,是个体本位文化理念的体现。爱情自由是张竞生生命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爱情定则早就存在他的生命美学构思当中,其可取之处值得我们去辨析,批判地吸收。

五四时期湖南的救国十人团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湖南人民积极响应,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其中,湖南救国十人团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以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在推动湖南乃至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赞助研究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上极具开拓意义且获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赞助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武器之一。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译文和译作的刊载与发行提供极具时代影响力的平台,直接赞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译本生成,积极介绍与评论作品,散发、赠送、助销译作等举措,有力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确立和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

晚清至五四时期纷繁芜杂的时代影像折射出历史转型中的潜层巨变。该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源文化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线性说明,他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的差异,建构出多元化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这种特殊的文学书写使知识分子的外源性言说原点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位移,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实现民族复兴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诉求。

五四时期“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其在经历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性联系。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流行并广泛传播的时代,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和孕育新范式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主义”传播彰显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趋势。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得以发展,规制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发生学”意蕴,应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历史境遇,追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深入考察“主义”的传播何以规制并培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革命—现代化”路径、领导力量和根本动力,进而从整体性角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支撑。

五四时期杨昌济的家庭伦理思想探析

五四时期,婚姻家庭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受到广泛热烈的讨论。这一时期,杨昌济的家庭伦理思想逐渐发展成熟,他力倡“真正的个人主义”的家庭观和婚恋观,并据此展开对传统家族制度和传统婚姻伦理的批判。在他看来,传统家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尽管仍有情感维系和道德监督的积极作用,但易使人滋长依赖心理、“使爱国心薄弱”“使社会文化难以进步”;至于传统的婚姻习俗,如早婚、纳妾、守节等,则严重侵害了个人的人格和平等的人权。可见,杨昌济家庭伦理思想给予了五四时期家庭伦理变革运动以积极的影响,且在这一运动中打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改造理念探析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洗礼,迫切探求民族复兴之路的五四知识青年基于不同的政治认识,在吸收西方各类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诸多救国理念。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时期极具影响力的青年社团,其成员皆为接受新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并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对当时中国的黑暗政治感到不满与失望,他们在新文化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谈政治”的提倡与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工读互助、促进妇女解放、开展社会调查等途径,来推行社会改造,创造“少年中国”。实践证明,这种单纯的社会改造的方式无法解决近代中国问题,革命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五四时期道教批判述论

五四时期,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民族独立以及个体层面的个性解放,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启了救亡图存以及思想启蒙的运动,这两项任务目标都指向或关乎对包括道教在内的旧传统、旧文化的批判。其中陈独秀以“偶像破坏论”反对道教以正人心,鲁迅以“中国文化根柢说”批判道教,胡适以“贼赃说”指认道教为伪,钱玄同以“剿灭说”主张彻底消灭道教。批判内容涉及对道教长生不老、服食丹药以延年的批判;对道教鬼神、扶乩等封建迷信的批判;对儒道共谋主导之下的民间伦理的批判等。这些批判确实起到了清除人们内心的沉疴,破除封建束缚与压迫,给心灵留白以迎接新思想入驻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道教失去政治庇护几乎退出历史舞台,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统治社会人心的隐形功能。但是道教并未湮灭,而是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实践着现代转型以及与时代精神同向而行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