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抗战:外国诗歌汉译考察

“五四”与抗战特殊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特征及其两者之间的延续性使诗歌汉译活动在主题的选择上多倾向于具有现实意义和反抗精神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歌,而较少译介偏内省、玄思,与时代主题较远的现代派诗歌。在译诗语言形式的表现上,经历了自由诗、新格律诗再到自由诗的变迁,均与译入语国意识形态与主流诗学息息相关,表现出翻译与社会历史语境的紧密联系。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更新

中国新诗形式与传统诗歌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新诗形式建设却一直困扰着诗歌研究界和创作界，“诗体重建”仍然是21世纪华文诗歌研究的前沿性课题。为此，同到新诗诞生的五四语境中去重新探讨中国诗体观念的更新与泽诗之间的顺向关系就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国诗歌的形式观念在五四时期得以更新的首要原因是中国诗歌自身发展演变的需求，但同时也与外国诗歌观念和诗学理论的影响分不开，从更为直接的层面讲，新诗文体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语境与《新青年》的译诗

《新青年》译诗热潮兴起的原因。五四时期“革命”的时代语境为《新青年》译诗热潮的兴起准备了必要条件。五四新文学革命在使中国诗歌背离传统的同时亲近了西方，译诗也就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诗歌革命和新诗发展的内在需求。五四时期的译诗充当了中国新诗创作的模板。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新青年》译诗热潮的兴起准备了客观条件。中国新诗的产生和文学地位的确立有赖于传播媒介的发展。清末报刊杂志的迅速发展导致各体文学朝着大众化的审美方向发展．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文学史一直把用白话作的新诗看作“五四”时期胡适等人试验的产物，但是我们如果不带偏见地重新观照近代的文学和翻译，就会发现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这些尝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承认．它们被历史遮蔽了。

五四时期“浪漫式”译诗的文化解读

五四时期(1915-1927)主要文学社团的代表刊物上的译诗展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诗歌翻译面貌。在此基础上分析发现,这段时期的诗歌翻译倾向于选择激进和感伤的浪漫主义诗歌、泰戈尔诗与日本诗歌以及弱小民族诗歌,译诗形式自由化,语言为欧化的白话。简言之,五四译诗呈现出“浪漫式”诗歌翻译文化。究其原因,肩负思想启蒙、文化革新和新诗建设使命的功用性意识形态操纵了五四时期的外国诗歌汉译。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五四”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是中国新诗的“创业期”。在翻译文学的演进历程中，五四译诗与清末译诗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五四时期的译诗者是站在“他文化”的立场上采用白话自由诗形式去翻译外国诗歌，不像清末翻译人士难以摆脱传统诗歌形式的束缚。正是五四时期的翻译诗歌在形式、语言和精神上为早期中国新诗创作确立了范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场风波

本文借用安德烈·勒菲费尔三因素说中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性影响的观点，尝试通过对《译林》译载《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那场风波进行个案研究，考察在我国进入“新时期”之初的政治转型期，意识形态因素以及意识形态的嬗变对外国文学汉译的操纵和影响。

简论闻一多的文艺批评观

纵观闻一多关于文学艺术的一些评论文章,特别是一些诗评,我们可以见到,他一再强调的是,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其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十分重视“选择”的原则。他曾说:“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也“无以鉴别美丑”。又说,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要紧的一层手续”。选择者,即对於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艺术,均要体现批判吸收的精神。闻一多主张要用批判的眼光,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他推崇自主,反对盲目崇拜和搬用外国文化。五四时期,我国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得到新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有些人便过多地否定民族的文学传统,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在文艺领域,就以新诗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