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歌谣运动发起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

五四歌谣运动的发起,看似一个偶然的文学、诗歌事件,实际上根植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五四歌谣运动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成为新文化人作为群体的集体行为,反映了新文化人在“五四”时代环境下的共同文化心理。新文化人在救亡图存的使命下,利用西方文化的民众观念,发现作为民众产物的本土歌谣,并把它作为建设民族诗学的资源,试图以立足民间的民族性抵抗“文化西方”对新诗的侵袭,从而演变为五四歌谣运动的共同意愿。

“五四”歌谣运动与台静农的淮南民歌搜集研究

"五四"歌谣运动的兴起,促成了台静农对淮南民歌的搜集研究。台静农为"五四"歌谣运动贡献了"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民歌资源,他对淮南民歌的搜集研究,不仅提供了七言五句体的民歌范本,传承、发展了明代冯梦龙发现的"桐城歌体",而且明显地留下了受胡适影响的重考证的学术印迹。他从发生学的角度,通过翔实的考证,探讨了歌谣的起源问题。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以“五四”文学的视角看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在历史中占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它的渊源、开始、推动力和另类现象,简要阐述了作者对这一历史性运动的认识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