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论争再阐释

五四白话文的反对者主要基于一种共同性文化立场,即中国古代文学雅俗格局之中“雅”文学的立场。不同反对者构成的思维逻辑的内部,明显有着一个从经学话语到美学话语的嬗变。杜亚泉在1919年12月《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上有《论通俗文》一篇,显现出五四白话文论争之中反对者所形成的整体而有机的视野与逻辑。对于五四时期白话文一系列的论争,新文化阵营方面在论争之中的心态,是无比的轻松与居高临下,甚至于让人感到是因为他们需要论争扩大影响而主动挑起论争,显示出了一种鲜明的时代性情感态度。

重新审视《新青年》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

《新青年》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学界在论述《新青年》对现代汉语形成的贡献时,往往局限在《文学改良刍议》等少数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上,忽视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在语言变革中的作用。《新青年》走在汉语现代化变革的最前列与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性区别所在。

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顺利并取得很大成功,或者说,使白话代文言成为国人的主要言论表达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体,并非是自然而然发生,它占据了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晚清白话文的发展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做了大量的铺垫;二是由清末与民初两个不同体制的政府推出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三是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不断尝试创新,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使得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了胡适等人的预设而发生了思想革命以至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

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俄国形式主义:潜在对话与深层差异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中西文学批评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两者发生的历史时间相近,存在相互交流的机会,在诸多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各自持有的文学观不同,导致它们在文学语言观、形式观和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深层差异,因此,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展开对话,以不同的姿态引领着中西文学研究的走向。

五四白话文的现代语言学审视

文章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审视了五四白话文的相关思想观念和理论实质,探究其对汉语言现代转型的作用及其影响和价值,提出了关于正确评价汉语言价值的标准的建议。

五四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发生现代转型的重要契机,它一方面代表着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文言文化主导地位的终结,一方面预示着中国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开始自觉的现代性实践。然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并非突发性的文化思潮,而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并在与文学守旧派的艰苦激烈论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自此,以提倡白话文为突破口的现代文学开始了新的文学话语秩序建构。

《科学》杂志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形成——重新审视五四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及其现代性意义

《科学》杂志并不以文体变革为己任,反而走在了中国现代语体文变革的最前列——最先采用横排书写方式、最先使用西式的标点,并且早在《新青年》有意提倡白话文的两年前,就已经刊发了极具现代汉语特质的白话文。《科学》杂志上的文体语言变革方向与后来汉语现代化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白话文运动向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这种无意识的转变恰恰显示出了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进而揭示出五四思想革命与语言革命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一点正是学界一直所忽视的,由此需要我们调整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视野。

“五四”白话文的媒介特征和动员偏向

"五四"白话文并非从提倡伊始就获得广泛关注,胡适的"活文字"也仅仅停留于纸面上的宣扬。它的真正"活络",是在"五四"运动前后。那么"五四"白话文和"运动"存在怎样的联系?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的媒介特征进行论述,认为其近语、浅易、科学主义倾向等特点使得一般民众能够进入长期为文人阶层盘踞的文字领域,书写权力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为动员民众提供了基础条件;认为"五四"白话文的这些特质是它在"五四"运动期间流行的重要原因。

近代化视域下的话语体系变革——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之共性研究

如果抛开运动的发展过程的表象,并在近代化的视域下重新对比审视便会发现,历史境遇相似的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都是在推进近代化的浪潮中顺应变革的需求而发生的,至少在4个方面表现出底层的共性:(1)思维方式的变革;(2)话语权力的平等化;(3)文学的解放;(4)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些共性,两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丁《论俗语》与“五四”白话文

但丁的《论俗语》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建立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同时为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东方,中国"五四"的白话文与但丁的《论俗语》具有同样的效果。两种语言在同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都对各自的社会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四”语文变革从白话文运动到国语运动

1919年,北洋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成立。第一次大会上,刘复、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人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提议改编小学课本,以使其作为“传布国语的大本营”。次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教科书改用语体文。至此,白话文登上了中国教育舞台,“五四”白话文运动向历史彰显出洪荒之力。如今,百年已过。无论褒贬,“五四”精神早已镶嵌到中国人的文化肌理中,白话文成为人们张口即来、执笔既书的文体,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但当我们回首大历史,却发现那场壮阔波澜的“文白之争”,其来其往早已突破了“五四”的历史局限。

于超越中突破——周作人现代白话文学观再认识

本文试图以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白话观、对文言的态度及对建设新国语的意见等作为切入口论述周作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白话语言观,结合现代语言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周作人对五四其他知识分子的超越创新之处。

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一点思考——序时世平新著《现代中国文学的语言选择与文体革新》

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意义,目前已经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梳理一下学界的主流观点,无非就是在强调白话文作为“西化”启蒙的工具作用。因为“西化”启蒙需要用现代汉语在知识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思想桥梁,所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就被定格在了启蒙主义的价值层面上。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去商榷。

圣经与白话——圣经翻译、传教士小说与一种现代白话的萌蘖

《圣谕广训》在清代两百余年间极为流行,产生了不少以白话解释《圣谕》的作品。受此启示,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圣经、写作圣经小说时,多是倾向于选用白话。19世纪圣经汉译有三个翻译系统,分属浅文理系统、深文理系统和由浅文理过渡而成的官话系统。本文解答的问题是: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圣经、用小说解释圣经时本有诸多语言尝试,何以最终弃用其他语言而择用官话,并逐渐变成现代白话,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汇流。借此证明,由翻译和解释圣经而萌蘖的现代白话,实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一。

文学的逻辑--五四新文学观念研究

作为文学史的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基于文学史的革命逻辑,五四白话文则试图展现一幅摆脱革命逻辑约束的五四文学新景观。五四白话文是五四时期多种文学参与力量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充斥着偶然与必然,有序与无序,革命与改良的纠缠。研究五四白话文的目的在于为五四文学寻求文学性的文学史定位,尝试构建复杂的文学史观,探寻以科学观念指导下的宽容心态切入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

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革命进行考辨,可以发现:因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追赶,以象形文字为本位的汉语却走上了声音中心主义的道路,本质是要"去汉字化";根深蒂固的中西语言工具观让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诗性长期遭到轻慢,"白"成了语言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语言的思想深度、文学性被扼杀;不顾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诗歌语言事实上的差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作诗如说话"的几近荒谬的观点,将文章、诗歌的语言降到说话的标准。就现代汉语的发展而言,应重返字本位,在工具性、本体性得到彰显的同时,唤醒、开发现代汉语的诗性;正视口头、书面、诗歌三类语言的区别及个性,提高新诗的语言水平。

“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种话语的考察

旷新年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种话语的考察》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了现代中国文化，形成了我们的新传统。自由、民主、科学、人权、进步以及新中国、新社会、新诗、新文学等以“新”为特点的一整套规划和实践构成了我们的现代性经验。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白话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但四库全书等知识体制却将白话文贬低和排斥在外。

论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及其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的报纸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都是白话文运动，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属于中国古代作为民间口语的白话，而后者是现代语言体系，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白话。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积累了许多经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它的作用和意义不应被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