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解构、身份建构与行动重构: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

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各类型社会矛盾的产生,并催生了知识分子的功能解构、身份建构与行动重构。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其中,五四知识分子的功能解构接续了传统功名士子精神气质分化、政治理想分化、行动方略分化的历史逻辑;其身份建构生成于知识分子离家出走、合群方式渐进演进、遭逢巨变思想跃迁的现实逻辑;其行动重构锻造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行动的实践逻辑。当然,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及革命之路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换。总之,将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的考察置于长时段脉络之上,有利于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知识分子接续的社会功能、面对的现实基点以及未来的可能空间。

论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群格,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品格是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进步人士的使命感、信念、理想、意识的浓缩和凝结。忧国忧民,济世报国的高尚情怀;自强弘毅,刚健有为的品性追求;志气清坚的崇高气节;生生日新,革新求变的创新品质;独立思考,理性争辩的学术节操等是这一群体的品格特质。观照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与社会发展,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品格依然有着重要的激励价值、创新价值、育人价值与导向价值。在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的今天更应珍视这份历史遗产。

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与理论抉择——从李大钊、陈独秀的学术转变看早期中共党员的文化特质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直接产物。因此,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种先进性实际地取决于早期中共党员的文化特质。早期中共党员在使命意识、唯物哲学、精神修养等三方面充分承袭传统文化的精髓,借助启蒙教育赋予的文化特质接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共党员的文化特质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但是共产党员追求先进文化的信念,是建党90年的宝贵经验和不渝使命。

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五四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

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原因,五四时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怀有一种深深的忏悔意识。他们为民族的劣性而忏悔;为自身存在的人性中固有的弱点而忏悔;为自己的贵族出身和在斗争中的动摇而忏悔;为自己与劳动者的隔膜而忏悔。这种忏悔意识使五四知识者对自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本文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为例,探寻五四知识分子的忏每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五四知识分子由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研究(1919—1921)

1919—1921年五四知识分子①对无政府主义经历了采纳、钻研、批判的过程,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管窥其转向肇始有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革命性被成功运用、共产国际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自身整全性、无政府主义极端倾向及失败尝试引起知识分子反省。

知识交锋、政治觉醒、思想革命:五四知识分子通向解放之路

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催生了知识分子的知识交锋、政治觉醒和思想革命。从五四知识分子通向解放之路的知识路标、政治路标和思想路标来看,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革命的年代、解放的年代。其中,知识交锋在科举制度废除、士变步步升级、西方反对西方的梯级跃迁中越演越烈,士人政治的制度化枢纽、平衡性功能、合法性原则全面瓦解,知识分子通向政治觉醒的梗阻被一一击破;政治觉醒在政党政治、皇权政治、军阀政治的反复撕裂中遭逢重创,多党竞争试验的失败、皇权复辟的回旋、军阀混战的乱象纷至沓来,知识分子通向思想革命的掣肘被一一否定;思想革命在欧美道路、苏俄道路、中国道路的层层递进中逐步确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知识分子通向解放之路的束缚被一一突破。因此,有必要将五四知识分子通向解放之路的探讨,置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脉络上予以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救国意识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

民国共和体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内外交迫的落后困境。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从众多外来的文化救国思潮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文化战略目标,借鉴苏俄十月革命的模式,在下层劳动阶级中积极寻找同盟力量,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救国战略的坚强保障,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早期结合,从而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焕然一新。

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伦理思想转型研究

民国以来的政治乱象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颓败景象,使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抨击传统伦理思想体系、批判资本主义道德文明的方式,达到革新伦理、改造旧邦的目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为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探寻中国的新伦理思想体系提供了理论来源,他们开始尝试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探索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伦理思想的转型。考察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伦理思想转型所作的尝试与努力,既可以回顾他们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心路历程,探寻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体系建构的早期路径,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能有所启示。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

按照“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结合具体的历史叙述,本文将勾勒从1919-1921这两年间,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如何一步步从“知识化主义”的点滴改造,走向寻求通盘解决的“信仰化主义”;随后从“柔性化”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复调的马克思主义”,最后认同“刚性化”的“一元的列宁主义”的?

从高一涵的社会政治思想透视五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困境

高一涵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力图将西方的政治制度照搬到中国以解决当时的制度危机。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途径,高一涵的政治思想在他们那代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两难处境集中反映了五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问题上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寻找无产者”:五四知识分子的一项社会调查

劳工问题,也就是无产者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出路不可回避的话题。他们的大量微观调查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和资料,反映了早期无产者的劳动环境、生存状况和生活场景,呈现了劳工“牛马不如”的形象。“无产者”“资产者”“阶级争斗”等话语和概念的出现,说明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初步运用。从其社会效果来说,这些社会调查既回应了“中国无产者”所在,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寻找阶级基础提供了佐证,同时折射出马克思学说强烈的实践特征。

从社会认同的视角看“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

"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认同危机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身份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认同危机。社会认同理论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针对社会认同的威胁,它提出了几种化解认同危机的有效策略。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看,"五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了脱离群体与改变群体状态这两种策略,这两种策略基本是成功的。

“问题与主义”论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分野的缘起

"问题与主义"论争不应当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第一回合,而是二者之间一次正常的应然冲突。五四前后世界及中国社会改造的大势预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分野的必然;胡适、李大钊二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集中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改造方式是改良还是彻底改造的岐见,争论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论争中的同一与冲突表明这场争论仅仅是一场争论而非二人关系的断决,争论后的一段时间内二人友谊依旧,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内部政治的分野并未即刻呈现出来。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宗教问题的认识

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批判旧文化、宣传新文化的同时,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探索,形成了对宗教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认为宗教是与鬼神密切相关的,是对神的信仰和迷信,是想象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一种反映;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复杂的原因,其自身发展和演化的规律,并会最终走向消亡;宗教在历史上和近代都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但对增进人类的文明、道德等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和知识分子过不去也是五四“传统”

《同舟共济》杂志今年第四期发表了冯东书先生的《改革以前为什么总是和知识分子过不去》一文,坦率地说,这篇文章的基本立论是站不住脚的,至少说没能把为什么和知识分子过不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冯先生商榷,希望冯先生不要认为我是在和他“过不去”。

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精神内涵及其对提振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新型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担当精神、革新求变的创新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不平则鸣的抗争精神和志气清坚的文人风骨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觉醒与精神重塑,引领着中国精神的现代转换,夯实了中国文化自信的精神底气。我们应科学认识和传承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发挥其在助力当代文化环境优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资源以及构筑中国文化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提振中华文化自信。

“五四”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观——《太平洋》与威尔逊主义

国际主义成为世界政治思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透过《太平洋》等杂志的引介,"五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思想是战后国际政治的新兴势力,并可以成为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