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话剧中的模式剧与译编剧创作

在"五四"话剧创作中,以西方近现代戏剧文学为文本参照的模式剧与译编剧是重要组成部分。从时代与现实背景上看,这是中国戏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五四"剧作家群体主客观局限性的现实折射。从具体的创作趋势上看,基于"五四"剧作家创作热情与反映现实的可操作性的考虑,它又经历了从对西方话剧进行部分移植的模式剧向全盘借鉴模仿的译编剧的转变过程。"五四"模式剧与译编剧创作一方面反映了对西方戏剧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为"五四"话剧的原创性创作起到了有益的示范作用。

论“五四”话剧戏剧冲突的内化——以两部《孔雀东南飞》话剧为考察对象

在"五四"话剧的戏剧美学发展历程中,戏剧冲突由外化向内化的转变是其一个明显的特征。以1920年代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合编的《孔雀东南飞》话剧与作家袁昌英创作的《孔雀东南飞》话剧为代表,分别在戏剧冲突的发生契机、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以及戏剧冲突的爆发环节三个层面上体现出这种由外转内的审美转变。这是"五四"话剧由强调二元对立的人与社会矛盾向探索人类复杂的内心矛盾的转变,是"五四"启蒙视角的拓展与对"人"在认识上的深化。

先锋与迎合:“五四”话剧特征的生成及流变

五四文学革命带来了文学观念、内容、语言载体、形式等各方面的改革与解放。作为一个几乎纯然西方化的文学样式,“五四”话剧极力否定传统戏剧,积极借鉴和模仿西方话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后中国话剧的历史走向,具有鲜明的先锋性。但由于它是作为启蒙工具被引进的,又不能忽视票房,制约了其先锋性的充分发展,迎合性时有表现,甚至有回归传统戏剧的倾向。

中国新文化史的绚丽篇章——论“五四”时期话剧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从“五四”前夕到整个２０ 年代的中国话剧接受西方近代话剧的影响，确立了它的文学地位和艺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体系及剧作家的个人风格。３０ 、４０ 年代曹禺的剧作承续着“五四”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高峰，夏衍的剧作则使中国的现代话剧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得到拓展和深化。从当下的实践看，走向市场的确是话剧的惟一生路，但从根本上说来，人文精神的回归和精神家园的重建才是渡过危机、谋求发展的关键，“五四”

论易卜生影响下中国“娜拉剧”中的女性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易卜生的女权主义,中国话剧家深受《玩偶之家》影响创作了一系列"娜拉剧"。中国式"娜拉"形象多样、各具特色:她们或激烈抗争选择"出走",或逆来顺受忍受命运,抑或是发生了异变,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极速变换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其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权利的心路历程。

从“真文学”到“真戏剧”——关于五四“戏剧改良”论争的再思考

五四"戏剧改良"的论争可看作中国现代戏剧的首次"戏剧观"大讨论,重读那些文章,在历时性语境中理解这场争论的本质,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五四精神"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关系。从晚清到五四,戏剧改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题之一,但其中的关键词,却从"新、旧"发展到"真、假",这意味着五四的新戏剧,已经超越表面的新奇而深入至"真"的本质探究。新青年派主张的"真戏剧"有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通过对旧剧"非人"化的批判,确立了戏剧的人学原则;引进易卜生式的写实形式,使现代话剧在发挥社会功能与宣扬启蒙思想上取得了成功。五四时代文学与戏剧的紧密关系,有其历史的成因,虽然今天的戏剧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但其中有些问题仍然值得思考。

中国话剧文体的嬗变及其文化意味(续)

解放区话剧:写实模式的变异与发展 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给中国现代文化注入了新的质地与活力。在这场由中国大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发生了主体位移,即从原先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进而发展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觉醒。这一深刻的背景,不能不影响到新兴的中国话剧,而且这一影响长达四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