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巴金:革命年代的五四话语

巴金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创作方法有其一致性,即对于旧制度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巴金在革命年代以及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始终坚持五四文学精神,其思想武器主要是五四话语。而这正是他获得现有文学史地位的关键。

“铁屋子”:鲁迅五四话语的建构与悖反

《〈呐喊〉自序》中,鲁迅书写了一个阐释不尽的意象:“铁屋子”。它首先作为社会结构的寓言,被阐释得相当充分。但“铁屋子”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意象或隐喻,它凝缩着鲁迅话语的多个维度。可以说,“铁屋子”既反映着五四话语场域中“鲁迅”发生的“前缘性”存在———价值的会聚和重构、生命体验的具象性凝练,精神哲学在幽深之域的“淬火”,也通过不断复写、变形,不断地复杂着它内部的结构层次和悖论关系,由之衍生出鲁迅五四话语的多维层面。

中国共产党五四话语的历史演进--基于意识形态建构视角

解读中国共产党五四话语一路演进所不断蕴蓄的历史内涵,从新生期的觉醒与探索,到奋斗期的开发与塑造,虽历经极左思潮摧残,却也在拨乱与反思中重拾自身的正当性价值。从历史发展轨辙和理论逻辑链条上梳理五四话语与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当下意识形态科学建构与认同契合的理性维度,也为促进意识形态工作行稳致远提供了现实启示。

“五四”主流话语的疏离与民间范示理性叙述——对赵树理创作的再认识

本文通过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研究,梳理作家对五四启蒙主题的传承,探讨赵树理选择疏离"五四"主流意识话语走向民间的可能性,以及在政治与民间的双重视野中,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独特文学价值。

意义的赋予:时势转移与“五四”话语的演变

时至今日,"五四"一词早已内化为一种思想符号,其"内化"实由伴随现代中国时势转移而不断演变的"五四"话语所造成。这种历史现象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五四"话语随时势转移而变换其意义,而意义的深度与广度则取决于"五四"话语对时势的阐释状态;其二,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释义过程,实际上是"五四"不断被赋予意义、不断被追认价值、不断被叠加内涵的过程。那么,这一历史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呢?也就是说",五四"内涵的意义扩张,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呢?考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考索"五四"话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

五四纪念话语的与时俱进与恒定内涵——对《人民日报》五四青年节社论的话语分析

本文运用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五四青年节社论的内容特征与话语建构方式,阐明社论话语的变迁轨迹。研究发现,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五四青年节社论话语变迁的整体趋势表现为:传播方式由政治号召转变为舆论引导,表述习惯由阐释细节转变为指明方向,篇幅长短由长篇大论转变为短小精悍,文章定位由权威文件转变为理念倡导。与此同时,又延续了固有的恒定内涵: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前提,始终聚焦国家社会发展的当下进程,始终担当上位话语与下位话语的转换器,始终以五四精神作为理论源泉,从而保持了中央机关报五四青年节社论话语的连续性与一贯性。

新中国70年“五四”研究的话语转换

五四运动的话语在时代更迭中磨砺出了三种不同的话语系统:革命性话语、现代性话语、后现代性话语。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五四形象”,彰显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认同。革命性话语是五四话语的逻辑起点,为夺取政治合法性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现代性话语是五四话语的理性重建,接续了新启蒙运动的温和反思;后现代性是五四话语的激进解构,以反传统的视角对五四运动进行价值颠覆,多维视野下的五四运动话语,彰显了价值表达的多元化。虽然三种话语模式共存,但并不是平行结构,革命话语作为主流话语其合理性始终贯穿于历史之中,并以革命的内在逻辑转变为现代性,为现代化准备了条件,今日之现代化正是革命之结果。三种话语的层层递进和超越,透射了五四话语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视角的广泛化,凸显了学界权衡政治立场与学术研究关系的能力,建构了完整性、客观性并存的叙事体系,以五四运动的智慧照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

曹禺《王昭君》与“五四”话语的构和及叙事症候

“十七年”新编传统历史剧时会尽量回避“五四”的思想资源。曹禺《王昭君》显文本用民族团结的政治诉求改写本事文献中的昭君形象,将“五四”现代国家想象引向实践层面;潜文本则以昭君的婚恋选择与匈奴事务的参与,延续了“五四”女性解放的命题。与“五四”话语的构和在拓展当代政治性文本内涵的同时,也不乏浪漫的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共有的叙事症候,最后从现实语境、女性形象、接受主体三个层面揭示对当下历史女性形象改写的启示。

人性话语的追溯与探源——评邓瑗《晚清至“五四”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研究(1897-1927)》

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问题表现了较大的兴趣,作家、批评家时常通过对人性的思考与表达来建构自己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能看到一条较清晰的"人性"发展脉络。所谓"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正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对该问题的现有研究,多从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等思潮角度切入,存在着价值指向上的偏颇、来源单一化,以及时间涵盖上不够全面等问题;而从"人学"角度进行的观照,又未免涉猎过广而缺乏聚焦。

坚守与抗争——左联时期茅盾为延续五四传统所作的贡献

革命文学倡导者为完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文学范式转变,采取的是与"五四"断然决裂的态度,对五四话语及五四传统形成巨大的冲击。"五四"一代成名作家纷纷受到贬斥和攻击,作为"五四"之后诞生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也未能幸免。在革命文学倡导者咄咄逼人、四面出击的强大攻势面前,茅盾虽然也曾作过有力的回应,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开始自觉接受规训,以便能够重新回归到左翼阵营之中。然而作为"五四"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却并未彻底放弃对五四话语的坚守和阐扬,从而在左联时期为延续五四传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海洋不断参与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这在19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中也不例外。革命中国在新的境遇和矛盾中建构与海洋的关系,创生新的海洋意识,并与"五四"以来的文化精神相交织,使这时期文学中的海洋书写呈现特殊意味。"五四"精神与革命美学、被压抑的个体表达与激进的集体言说、面向世界的战斗意识与新中国的全球想象互相交织,在多重的海洋书写中映现着时代的面影,也体现了海洋在新中国自我想象和建构中所发挥的独特意义。

世纪之交诗学家的沉思与喷发──谢冕和他的文学研究

谢冕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其主要贡献集中于新诗方面，但其开拓精神、研究视角、批评方法乃至语言风格，都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甚至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之外。他早年生存和成长的背景不仅影响了他对文学的选择，而且养成了他视文学为济世手段的庄严、神圣和虔诚的信念，从而在对以诗学以中心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研究中，注入了具有他个人特殊风格的开放观念、忧患意识乃至本能般的对僵化的文化模式地批判精神和近于汪洋恣肆般的诗情。他自八十年代初自领风骚，富于先锋性和敏感性，长于对文学现象高屋建筑式的把握，既能推波助澜，又能逆潮流而动，对文学现象加以适时地批评和引导；在今天他似乎比以往更为执着地呼唤和坚持文学的理想，希望能给社会人心以导引。

《一代风流》的复调解读

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创作受两种思想影响较深,一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思想。前者偏重理性,强调阶级性,强调革命;后者偏重感性,强调个性,强调批判性。它们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驾驭灵魂的两匹飞马,操纵着欧阳山的文学创作,更主宰着书中周炳、何守礼的人生之路。对《一代风流》进行复调解读,可使我们倾听两种声音的碰撞和交融,品味五四话语的尴尬处境。

国民党对“五四”话语的“三民主义”改造——以《中央日报》1928—1937年的言论为视角

五四运动是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运动,他不仅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对于国民党来说,五四运动亦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历史资源,利用好"五四",能够帮助他们构筑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国民党对"五四"的"三民主义"的改造,是时代造就的,也是政党性质造就的。

另一种现代性:王德威“抒情”论的三种面向

受“诗言志”或“诗缘情”等传统命题的影响，“抒情”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一直占主流地位。但当文学史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一整套话语的革新，“抒情”一词也随着五四话语而流变被激活。当五四青年急于引进西方观念，为西方话语是尚，以此为使中国文学走向与西方接轨的“现代”道路时，他们开始视“抒情”为不人流的文学，并压低抒情文学的地位，王德威教授曾说，“（五四一代）或视为无关旨趣的遐想，或归诸主观情绪的耽溺；左翼传统里，‘抒情’更带出走姿，唯心等联想。”①或有意纠正五四产生的新“抒情”观念，或为中国文学寻找有特色的现代出路，由陈世骧开创的“抒情传统”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并积极建构“传统的现代转换”的理论框架。“抒情传统”在海外的提出和建构，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的地位，并为国内学术界“传统的现代转换”提供种种有益的参照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