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论争与其内部分化

"儒释"论争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展开,与中世大批禅僧入华留学活动和宋学东传日本密不可分。就其内在理路和发生脉络而言,该过程大致经历了理论上的"排儒斥朱"→"儒释调和"→"儒释道三教一致"→"排佛归儒"和行动上的"脱佛还俗"。出身相国寺的藤原惺窝和出身建仁寺的林罗山"脱佛还俗"、形成"京师朱子学"一派,不仅是五山禅林内部分化与蜕变的转折点,还是日本"朱子学"兴起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过程还反映了中世佛教文化向近世以儒学为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转变趋向,所以它同时也是儒学"日本化"的一个过程。

试析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中国观——以《善邻国宝记》所收外交文书为中心

日本自大和时代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唯一向中国称臣的时期是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向明称臣的抉择源于其渴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经济诉求,但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对这一行为始终存着反对的呼声。通过对收录在《善邻国宝记》中的外交文书以及对文书做成者思想背景的一系列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为室町幕府服务的日本知识分子们内心抱持着与中国平等的立场,所奉行的是"慕华"但不"事大"的外交理想。

滤选与摄取:五山禅僧的《庄子》受容研究

《庄子鬳斋口义》作为新的注本的出现及盛行,体现了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化中经历师承与受容、滤选与摄取的过程,并使其转化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本体文化。禅僧惟肖是日本最早展开《庄子鬳斋口义》研究的人,此后,重视《庄子》口义本的研究支配了五山,五山禅僧对《庄子》的理解与吸收主要体现在众多语录、文集和传法活动中。惟肖对《庄子鬳斋口义》的重视和研究,大大促进了日本老庄思想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论日本五山禅僧所作外交文书——以绝海中津为中心

日本室町时期,五山禅僧是幕府外交活动的实际承担者,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表现之一是外交文书的起草。绝海中津是起草幕府外交文书的五山禅僧的重要代表,他以其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和出色的汉文创作能力,起草了对朝鲜和明朝的外交文书,其中以四六文体写成的外交文书通过惟肖得岩、瑞溪周凤等禅僧得以传承,影响较大。

笑隐大欣的生平事迹——兼论与日本五山禅僧的交游

笑隐大欣品行高尚、文才出众,交游广泛,通过史料可考察其生平经历和事迹。笑隐大欣与入元的日僧龙山德见和无文元选有过交游,笑隐大欣是入元日僧中岩圆月的师叔,入明日僧绝海中津的师祖。中岩圆月归国后讲解笑隐大欣的《蒲室集》,并对集中的诗歌做了注释。绝海中津则在归国后身体力行传播“蒲室疏法”,对日本禅林四六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轼转世故事的异域回响:日本五山禅僧对文人僧化典故的引用及误解

转世故事源自佛教里的"三生观",唐代开始出现文人主动猜测并声言自己前身或后世的现象,宋代禅宗以及《太平广记》等记载志怪书籍流行,前身后世说法受到了持续认同和关注。日本五山时代,禅僧们不遗余力地从诗文集、笔记类书中筛选出有关苏轼、黄庭坚与禅学的关系当作话头,关心的是文人与佛禅有关的典故故事,其中苏轼的前身后世之说尤为流行。相对于文学成就,五山禅僧更看重苏轼等宋代文人与佛禅的关系,涉及对宋代文学的评价体系问题;其背后是借此为桥梁证明文字与禅的关系,也反映了儒释论争这一关乎禅林兴衰的重要问题。而僧人的转世故事中将自我文人化,也彰显了他们希图与宋代文学平等对话的姿态。

室町时期五山禅僧的中国观考察

五山禅僧作为日本中世一个重要的存在,在文学,美术等领域都有所建树。同时,他们对中日外交事业,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遣明使节的主力,毫无疑问,五山禅僧的中国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日外交。本文通过对五山禅僧执笔的外交文书及其言论等一系列分析,阐明服务于室町幕府的五山禅僧对中国虽有仰慕之心,但更多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暂时的俯首称臣。

走向民间:南宋五山禅僧、“五山文学”与庶民世界、通俗文学

南宋五山禅僧作为"江湖文人"的重要一翼,已然形成一个既相对独立又与士大夫文化及庶民文化相勾连的"江湖"文化圈。他们所创作的各体文学,与庶民世界、通俗文学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其作品中包含了不少庶民文化、通俗文学的元素,中国传统的诗、文等雅文学,在他们的笔下明显出现了"俗"的变调;另一方面,在南宋乃至后世的通俗文学中,也留下了南宋五山禅文化、禅文学的深刻烙印。南宋五山禅僧这一群体的存在及其创作,体现出典型的走向民间的趋向。

异域知音:研读苏诗的日本五山禅僧群

自日本室町初期的惟肖得岩(1360—1437)至江户初期的文英清韩(1568—1621),二百余年间,代表日本文化最高水平的五山禅僧群体世代传习苏轼诗歌,转益多师,切磋琢磨。在社会动荡与时代剧变下,五山禅僧始终没有放弃对苏诗的研读,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苏诗"抄物"(注释书)文献。文章以苏诗抄物集大成之作《四河入海》的编者笑云清三为界,分前后二期梳理研读苏诗的五山禅僧之谱系,呈现这一时期苏诗接受主体的概况与特征。

五山禅僧对中国典籍的误读和新解——以瑞溪周凤的《卧云日件录拔尤》为例

日本五山禅僧在阅读中国典籍时会产生各种困惑甚至是误读,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我国的一些典章掌故缺乏正确的理解;二是版本不同引起字词的差异而导致对原文的曲解。三是难以正确理解部分疑难字句。由此而产生的日本式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新解,是一种不同于本土的变异现象,这也许就是日本文化独有之异的源泉之一。

禅儒一致构造与中世日本朱子学

早在镰仓时期,伴随着日本临济禅宗的确立,在禅儒一致的构造下,朱子学的相关典籍就以禅僧为载体传入日本。就朱子学这一学问体系的承载而言,由于专门承载朱子学的日本儒者阶层的长久性缺失,导致中世日本的朱子学实际上不得不依托禅儒一致的构造而得以被动地存在着。但是,正因为禅儒一致构造的存在,造就了以禅僧面目出现的儒学问僧,其对朱子学的钻研,为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的兴盛提供了学术条件和基础。

论绝海中津的怀古诗

结合绝海中津的生平经历,对其所作的怀古诗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出绝海怀古诗主要表达了对中国历史兴亡之感慨、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追慕和赞赏,以及蕴含其中的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等内容和情感。进而探讨了绝海怀古诗与日本其他五山禅僧的怀古诗、中国历代怀古诗的异同,并分析了绝海怀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吕洞宾形象

流行于我国宋元时代的吕洞宾故事经由禅僧传入日本,开始频繁出现在五山禅僧的作品之中,成为接受宋元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吕洞宾故事被军记物语《太平记》大篇幅引用,与日本本土历史故事形成互文性叙述,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吕洞宾故事也融入日本近世的浮世绘、读本小说、民间信仰之中,带有女性化、武士化的色彩,在日本本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意象的形塑、流传与衍变:以“东坡笠屐”为对象的考察

作为苏轼最为经典的形象之一,“东坡笠屐”在本土生成后较早传入日本,不仅在五山禅林广为流传,还颇受日本画家的青睐,被频繁图入画卷。对比中国本土的形塑历程,进入日本文学与绘画的“东坡笠屐”发生了改写、变异与误读等一系列现象。对苏轼戴笠的形象解读,五山禅僧的题咏具有禅意化的倾向,意在凸显“坡仙风流”的精神内涵;日本画家则引入幽玄静寂的风雪画境,在戴笠的基础上交叠“骑驴”等具有象征性的视觉意象,试图拓展“东坡笠屐”在地诠释的空间,借以传达对中国文人典范的认同。以“东坡笠屐”为例,亦可探索与总结东亚文化意象的生成衍变规律,重新审视苏轼这一文化典范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流播与影响。

趙次公“和蘇詩”輯考

兩宋之際的趙次公,因其杜詩注、蘇詩注而知名,而作爲詩人的趙次公却鮮有被提及。筆者在《四河入海》中輯出趙次公“和蘇詩”47首,并對其總數、性質、創作年代、刊刻及流布情况、詩歌特色、創作動機、文獻意義等進行考察。另外,將輯出的47首佚詩按一定的體例進行编排附於文後,以便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