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五弦谱及其相关的五弦琵琶柱制再考

现藏于日本京都市右京区阳明文库的原近卫家所藏五弦谱是传世的唯一五弦琵琶乐谱,自1940年林谦三先生发表《国宝五弦谱及其解读之端绪》一文以来,该乐谱使用的音高谱字已基本获得确认,除了唯一剩下的【小】字因对于五弦琵琶的柱制的不同认识而至今无法获得共识。本文通过考古学与图像学资料对隋唐时期的五弦琵琶柱制作出再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五弦谱中的曲例对【小】字所在给予新证。

从古谱符码译解到古曲生命复苏──就唐传日本《五弦谱》之研究答NHK京都电视台主持人问

本文是以访谈答问录形式写就的一篇学术论文。文章详细论述了作为展现大唐雄风的大唐帝国＂国歌＂──唐传日本五弦谱中《秦王破阵乐》一曲产生和传谱的历史渊源，以及从其古谱符码解译到古曲生命复苏，重现唐代音乐文化灿烂光辉的全过程。文中涉及到古谱学研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和有操作性的艺术及技术问题，且均有其独到的见解。

从《五弦谱》至《三五要录》中的两首同名曲看中国唐乐在日本的变迁(上)

中国的唐代音乐传至日本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变化的,是学术界一直探索的课题。本研究从音乐本体出发,对9世纪上半叶传抄的《五弦谱》与12世纪下半叶成谱的《三五要录》中的《夜半乐》与《饮酒乐》两首同名曲展开比照研究。对于《五弦谱》及《三五要录》,国内外皆有不少著名学者曾做过系统性的研究:国内,有陈应时、吴国伟、何昌林等学者对二谱进行过曲名和乐调等方面的梳理;国外,亦有日本学者林谦三、英国研究者劳伦斯·毕铿、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耐尔森等人对中日古谱研究做出卓越贡献,其中,林谦三的《全译五弦谱》《琵琶谱新考》等皆为该领域的重要著作。此次研究从乐调、落音和旋法方面进行全面检验,用落音整合、骨干音提取等方式,对两首同名曲历时三百年日本化的迹象进行实证性研究,以窥日本同名曲中对宫音的强调和对原唐曲骨干旋律的保留。

从《五弦谱》至《三五要录》中的两首同名曲看中国唐乐在日本的变迁(下)

中国的唐代音乐传至日本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变化的,是学术界一直探索的课题。本研究从音乐本体出发,对9世纪上半叶传抄的《五弦谱》与12世纪下半叶成谱的《三五要录》中的《夜半乐》与《饮酒乐》两首同名曲展开比照研究。对于《五弦谱》及《三五要录》,国内外皆有不少著名学者曾做过系统性的研究:国内,有陈应时、吴国伟、何昌林等学者对二谱进行过曲名和乐调等方面的梳理;国外,亦有日本学者林谦三、英国研究者劳伦斯·毕铿、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耐尔森等人对中日古谱研究作出卓越贡献,其中,林谦三的《全译五弦谱》《琵琶谱新考》等皆为该领域的重要著作。此次研究从乐调、落音和旋法方面进行全面检验,用落音整合、骨干音提取等方式,对两首同名曲历时三百年日本化的迹象进行实证性研究,以窥日本同名曲中对宫音的强调和对原唐曲骨干旋律的保留。

五弦琵琶柱制再考

日本奈良正仓院北仓现藏螺钿紫檀五弦作为五弦琵琶这一中古乐器的当世唯一存品,其柱制不同于曲项四弦琵琶的四柱而是自乘弦起均距的五柱。但是这种五柱形态的柱制与五代陈游《乐苑》中对五弦琵琶的柱制形态描述不相吻合,而根据正仓院的档案记录此件五弦琵琶曾因缺失三柱而在明治时期受过修缮。因此自林谦三以来,学者们普遍怀疑这把五弦琵琶在明治时期接受修缮时被工匠们错误地改变了柱制。笔者通过对现存考古学与图像学资料中的五弦琵琶柱制所作的研究得出,正仓院五弦琵琶的五柱形态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唐传五弦琵琶乐谱中的《上元乐》一曲的考察,考证出五弦琵琶谱中至今未能确论的[小]字所在与这种五柱形态的对应关系。

例解《敦煌乐谱》乐曲调式

文章通过对《敦煌乐谱》中两首《伊州》曲的对照,将现在乐曲谱面的宫调式转回商调式。通过对日本《三五要录谱》中"壹越调[上]"沙陁调(正宫)的固定调"重乐音阶"谱面,以及将越调曲商调式误判为宫调式的现象发现,由于唐时对黄钟宫与后来的正宫这两个相差大二度的乐调(调性、调式)存在有一定的概念障碍,才会产生这种情况。今天所见到的《敦煌乐谱》第二、三组乐曲中,《伊州》曲的有关历史文献明确记载是商调曲,而解译出来的乐谱均落在宫音上构成宫调式,文章对此进行了解释。

唐乐琵琶三谱考辨

本文将《敦煌乐谱》《五弦谱》《三五要录谱》三谱综合起来进行考辨,对唐代音乐研究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通过对乐谱的分析考辨,比起通过有关文献的文字记载来进行研究,有着更直接、更确凿、更便利的好处。而且,在古代还缺乏保存音乐手段的情况下,乐谱显然是唯一能再现当时音乐的重要途径。虽然由于那时记谱的手段还不够成熟,但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旋律曲调记录下来。解译这些乐谱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与接近乐曲的原来面貌。正像现在科学已能根据物种的DNA,最大程度地来复原现已消失的物种面貌那样。我们以往较多的是在文献记载及纯乐调理论上的交锋,显然不如在乐谱上的交锋来得更为有力,也获益良多。而乐谱的考辨主要集中在对旋律曲调的解译,深入细致地来分析与此相关的乐器上的具体定弦、乐曲的调性、调式以及节拍、节奏诸方面,这样才能探究出唐代音乐的实质来。

例解《敦煌乐谱》第一组乐曲调式

以《敦煌乐谱》第一、第二组相同曲名的《倾杯乐》曲为例,将第一组乐曲由羽调式落角音还原为商调式落羽音,为正确认定《敦煌乐谱》第一组乐曲调式打开一条新的通道。这些都是受了日本《三五要录谱》等乐谱中对壹越调、双调与水调曲的调式误判的启示,具体就是先对第一组乐曲的调式落音加以认定,再从音高调性与调式的关系上来进行这种调式的还原工作。

从敦煌乐谱及其他唐乐古谱译解看唐俗乐调的若干问题

"敦煌乐谱"自发现至今,中外诸多学者对其解读倾注大量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逐步为学者证实的相对稳定的结论,是古代乐谱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对深入了解唐宋音乐形态,尤其是音高组织形态(如调式、调高、调性等)特征,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以前辈学者解译敦煌乐谱及其他唐乐古谱的成果为基础,通过对若干译解谱例的宫调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和当时音乐实践,从音乐理论和实践关系角度探讨唐俗乐二十八调的某些特征。笔者认为,敦煌乐谱等古谱研究应走进传统乐律学视野,与乐律、宫调、乐谱、乐器等研究形成良性互动,在唐宋音乐实践的大背景中阐明自身特征,共同深化中国古代音乐形态研究。

浅谈唐传两种琵琶谱的记谱法

现在可以见到唐代所传的琵琶古谱有四弦琵琶谱和五弦琵琶谱两种:四弦琵琶谱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乐谱》(日本所存的单页《天平琵琶谱》亦属此类谱式);五弦琵琶谱见于由日本近卫世家祖传的长卷古谱《五弦琴谱》。从现存的三种琵琶古谱来看,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的记谱法并非是伴随着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一起从西域传到中原的,而是由中原音乐家设计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弦琵琶第五弦第一相音位的谱字"九",它横向紧接在四弦琵琶第四弦第一相音位谱字"八"之右方,从而造成了和原来第一弦第二相变形谱字"九"的重复。这足以说明四弦琵琶音位谱字记谱法的设计在前,而五弦琵琶的音位谱字记谱法是在四弦琵琶音位谱字记谱法基础上再添加了第五弦上的"子、九、中、四、五"五个谱字和第四弦"孤柱"上的谱字"小"而形成的。

中日琵琶古谱中的“、”号——琵琶古谱节奏解译的分歧点

本文所说的“中日琵琶古谱”是指在日本和中国发现的《天平琵琶谱》、《五弦琵琶谱》和《敦煌琵琶谱》。“中日琵琶古谱”在节奏方面的解译之所以造成不一致 ,其原因可能由于诸家在解释琵琶古谱中的“、”号时所持的论据尚嫌不足。对于为何谱字旁的“、”号就是所谓琵琶演奏的“返拨”、“板眼”的“眼”、古诗调中的“短顿”或是“掣拍”中的“掣”,大家都没给以充分的论证。为此 ,本文作者自 1988年据宋代文献记载提出用“掣拍”来解释《敦煌琵琶谱》之后 ,又继续从乐谱自身的旋律形态中寻求解释“、”

唐曲《秦王破阵乐》研究

《秦王破阵乐》是我国唐代最为著名的大曲之一,曾被学者们誉为是唐代出现的第一首大曲乃至第一大曲,也被视为是后世传统大套琵琶武曲之第一曲。比对研究日本《三五要录》谱所载的两首与日本《五弦谱》所载的一首,可以证实它们的确是同一首乐曲。但在四弦四相琵琶与五弦琵琶上,因定弦等的不同致使于旋律等方面有着诸多的差异,尤其是在曲式结构方面的异同,是比对不易的主要原因。只有准确再现原曲真貌,才能为现今的再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谈唐传两种琵琶谱的记谱

唐传的琵琶谱由四弦琵琶谱和五弦琵琶谱构成。人们所熟知的四弦琵琶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学者专家们在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里面发现的,名叫《敦煌乐谱》;而五弦琵琶谱则是在日本的近卫世家流传下来的《五弦琴谱》。就所能利用的资源来看,四弦与五弦的记谱法并不是一起与四弦与五弦琵琶来到中原,确切地说,是由中原的音乐家所设计。人们都知道五弦琵琶普的第五弦的第一相音位的谱字是九,它与第四弦的第一相音位的谱字八的右方,这也就表示了首先有的是四弦的琵琶音位谱。五弦琵琶谱是在四弦琵琶谱的基础之上设计出来的。

五弦琵琶谱中【小】字的再研究

作为汉唐时期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乐器——五弦琵琶的专门乐谱,五弦琵琶谱比通常所见的四弦琵琶谱多出了七个音高谱字。在过去约八十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其中的六个谱字几无疑问,但对最后一个关键谱字【小】的位置却从未达成共识——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于这个谱字的所在从第五弦的"孤柱"到第四弦的几乎每一柱都有过推断意见。本文追溯以往各种意见的得出,以五弦谱的本体研究为据逐一研判每个位置判断的价值,并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供进一步的论据以再次明确【小】字的位置。

论唐宋节拍的异同与过渡

我国节拍、节奏的厘定,是由唐代以均拍为主的"字单位制",向唐后期及宋代以吟诵性自由节拍形式为主的"节单位制"过渡,最终形成明代点定"板眼"的工尺谱节拍形式。这种变化与文学上唐盛行的近体诗;唐后期及宋繁盛的词;元明的曲与戏曲声腔,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研究节拍、节奏的变迁,必须以留存的各种古谱为本,这是音乐节拍、节奏最主要的载体。然后,再结合有关的古代文献记载,才能得出明确和合理的结论来。

唐曲《王昭君》研究

王昭君远嫁匈奴是我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流传十分深远的故事之一。日本《五弦谱》与《三五要录》谱中留存的《王昭君》曲,为我们还原唐代音乐原貌提供了直接的资料。通过对这三首同名曲的比对,可以知悉此曲的曲式结构、调性调式、旋律音阶以及节拍节奏的特点,对研究唐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曲《圣明乐》研究

《圣明乐》在[日]《五弦谱》中有1首,在[日]《三五要录》谱中有3首,这样,共有4首可用做参考研究,这对探明此曲的实质内容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据历史文献记载,《圣明乐》作为商调曲是唐代最为普遍运用的调式;在《三五要录》谱中,[黄钟调曲,琵琶风香调]曲音阶中既出现do音也出现■音,后者除作为下波音等运用之外,有时也处于节拍的强拍位置上,因而具有羽、商调式交替运用的性质。还有[同曲,返风香调]曲,它的谱面形式与《五弦谱》同曲相同,但调性相差五度。这4曲在结构与节拍、节奏方面大部是能对应的,但也可发现旋律中有抄错的地方。

唐曲《饮酒乐》研究

笔者在对日本传自我国唐乐琵琶的日本《五弦谱》《三五要录》谱的考辨和校译中,发现《饮酒乐》是唯一有5首能基本对应的乐曲。将这5首乐曲作纵向比对,指出其曲式结构、旋律用音、节拍节奏方面的异同,对还原唐代音乐原貌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通过对那时乐谱的解译,才能确实获得唐曲的第一手资料,才能去除迷障真正解决古代音乐史上的某些难解之题。

中国及亚洲音乐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角——日本的音乐资料及其研究成果

历史上日本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自汉以来,尤其是到了唐代规模性地派遣使节来中国求学,接受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在音乐方面,中国古代音乐的体裁、乐器、演奏手法、乐谱等在日本传承至今,且仍保持着较为完好的形态。在中国的音乐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流传至今的日本传统音乐无疑成为考察我国古代音乐的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尤其是保存于日本的历史文献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日本在音乐学研究方面的成果都是不容忽视的宝贵资料。

敦煌乐谱P.3719《浣溪沙》新论

针对书写在P.3719背面的琵琶谱《浣溪沙》题注中的拍子型“慢二急三慢三急三”的含义,饶宗颐、何昌林、柴剑虹、席臻贯等人曾经各持己说。饶宗颐曾于1985、1988、1990先后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其中晚出的重要观点因未暇论证而少为人知。基于《浣溪沙》琵琶谱的学术史回顾,针对饶宗颐的新旧观点以曲谱文本作为辩证,并利用古谱写本的书写规范及内涵演变之考论,对这份乐谱的拍子提供全新的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