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

历来认为 ,秦始皇完全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并把它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研究指出 :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加以了改造 ,去掉这一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 ,用以说明秦朝代周的合理性 ;改换五德循环代替的内容 ,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淡化水德养育万物、谦和卑下的特性 ,突出其阴暗冷酷、严刑竣法的要求。从而把”五德终始学说”这一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的理论改造成了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 。

五德终始学说中的水德与秦汉政治

先秦诸子认为水德的主要特性是养育生命,浸润万物,讲求道德,他们希望以水德约束新的王朝注重仁德教化。秦始皇对水德的特性加以改造,突出了水德阴森寒冷、冲击破坏、危害生命的一面,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实施了暴虐残酷的统治政策。汉初对水德重新阐释,恢复对其清净无为特性的认识,采取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到了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汉初君臣对水德的认识已不再适应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水德亦终为土德所取代。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王保顶董仲舒的五德终始学说为刘汉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循环不已的五德终始动性体系也为王莽代汉准备了逻辑基础。东汉建立之后，惩于前汉亡国的教训，对五德终始学说进行改造，使原本用于说明朝代更替、政权嬗变的动性体系变为规定封建...

“五德终始”学说简论

“五德终始”学说,发轫于战国,勃兴于两汉,它影响深远,从纵的方面来说,魏晋,隋唐,元明清之士都在谈论它,从横的方面来说,它神奇地渗透到中国古代哲学、史学、甚至文学之中,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家族中一个不该存在而事实上又已经存在的成员,它是人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不应该理解而又必须理解的知识。本文从四个方面分别介绍这门学说的形成、内容、封建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以及它在史学界中的影响。

九鼎、传国玺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承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九鼎与传国玺曾经长期被视为王权的象征、天命的标志,被描述、塑造成历代中原王朝的传国重器,受到中原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乃至顶礼膜拜。这种历史现象体现了鲜明的政治传承意识。虽然历史上的九鼎与传国玺真伪难辨,但是借助有关九鼎与传国玺的历史传说和政治想象,中国历代统治者把中原地区的政治与历史建构成一部单线传承的政治史,历史上所有中原政权由此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历史关联性和政治继承性。政治传承意识塑造和维护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精神上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曾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尝试从政治心理的视角,着重考察九鼎、传国玺崇拜现象所蕴含的政治传承意识,探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赖以形成发展的原因和动力。

关于对左思《三都赋》的评价问题

对于西晋作家左思《三都赋》的评价,过去曾有“洛阳纸贵”之说,后世作家也多赞扬。王辉在《洛阳纸贵未必佳作》一文(见《陕西师大学报》今年第一期)中,对《三都赋》重新加以评论,认为完全是失败之作。文章认为,从这三篇赋看出左思的政治倾向是,通过赞扬曹魏政权,为晋王朝夺取政权寻找理论根据。三篇赋的前后安排和篇幅长短,都是为了贬低吴、蜀,赞扬魏都的建设和曹魏的政治措施,强调曹操是受天命,甚至抬出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学说,作为曹魏代汉的理论根据。赞扬曹魏,是为了颂扬西晋司马氏政权,为了说明西晋继承曹魏是正统,是受天命。

燕昭王好神仙与邹衍的“大九州学说”

俗语有云,“饱暖思淫欲”。与之恰相对应的另一句,我看便是“富贵想长生”了。历代帝王为人间富贵之极至,而想长生不死、求神觅药最为迫切而近于疯狂的,也数此辈为最。中国古代帝王中好神仙者代不乏人。商与西周因无记载,不得而知;《春秋三传》,亦多不及此。但恐并非无有其人,止不书耳。在目前可见的历史文献中,帝主中喜好神仙资格最老的“三位元老”,恐怕就得数齐威王、齐宣王与燕昭王了。因为这三位的好神仙,在《史记·封禅书》中可是榜上有名的。后世帝王中好神仙最著者,如秦之始皇、汉之武帝,其实只是在步齐之威、宣与燕昭王的后尘罢了。《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各方仙道,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