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时八教争论”考

序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前半期,日本佛教学术界,特别在天台学学者间,就‘五时八教判是否为天台大师智(岂页)亲自所说’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这就是所谓的“五时八教争论”。日本大正大学关口真大博士认为‘五时八教判不是天台大师所说’,对于这个看法,龙谷大学佐藤哲英博士反驳他的说法,以他们二位的争论为中心,研究天台学的日本主要学者都参加了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多年。吾人认为这次争论很典型地显示了日本佛教学术界的特点,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此争论的概要及其意义。

智与吉藏判教思想比较研究

天台宗智与三论宗吉藏的判教思想,是在对南北朝时期各种判教观予以非议之后形成的。这是智与吉藏判教思想共同的学术背景。同一学术背景下,智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其判教体系表现出建构性、圆融性与创见性的特点;吉藏则以"二藏三轮"判分经教,批判性、纯粹性与平等性为其判教主张的主要特征。通过对智与吉藏判教思想的对比解读,我们发现,吉藏判教思想中的这些特征或许正是吉藏三论宗衰而不振的原因之一,而深蕴于智判教思想中的诸多特质或许正是智天台宗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

判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向

判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向李耀仙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几乎是大小乘经典同时到来的。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１４７年）来华，所传禅数二法，均属小乘；支鹰于桓帝末年（公元１６７年）来华，所译《般若》等经，皆为大乘。他们二人来华时间虽略有先后，相距不...

佛教东传与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最早形成的佛学宗派,它源于印度大乘佛教,又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是印度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的中介之一,在印、中、朝、日四国的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判教”与佛教本土化

南北朝时期判教体现了把异域文化归入本土的自觉意识,但其理路只是印度佛教部派和大小乘教判不同程度的翻版,其形式也多依据佛陀说法之形式。隋唐时期判教是为了创宗,即为各宗派的合法性寻找"正统"依据。唯识宗判教未照顾到人认识的多维向度和思维逻辑与历史先后的不一致性,缺乏"人本"关怀。天台宗判教仅在理论形态上实现了佛教本土化,禅宗则在实践层面实现了佛教本土化,并成为国人提升自身人格的精神支撑。诠判佛典应处理好"文字文本"和"现实文本"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克服各自局限中达至更具超越性的普遍性视域和更高层次的融通,从而实现佛法的"不二性"和"普度性"以及两种文化传统的对接和对话。

“判教”与佛教本土化

南北朝时期"判教"试图把异域文化本土化,但只是印度佛教部派和大小乘判教理路不同程度的翻版。隋唐时期判教是为了创宗,即为各宗派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唯识宗判教尽量保持了佛法的原典,但没有照顾到中国文化的本体特征。天台宗判教在理论形态上实现了佛教本土化,禅宗在实践层面实现了佛教本土化。诠判佛典应处理好"文字文本"和"现实文本"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克服各自局限中达至更高层次的融通,从而实现两种文化传统的对接和对话。

论天台教判:兼与关口真大说商榷

尽管“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五时八教”这些术语并未明确出现于智 本人的著作之中，但传统上所阐述的天台“五时八教”的内容是包含于其关于教判的论述之中的，五时、五味之间的关系以及化仪与化法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可于智顗的著作中得到文证。因此，如果由于智 著作中未出现过“五时八教”这一术语便认为从中看不出有五时八教之说，或由于湛然明确使用了这一术语便认为该说出于湛然或为“后代中国天台的产物”，都未免显得过于匆忙。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灌顶、湛然及谛观等天台后学所提出的“化仪”、“化法”及“五时八教”之名目，实基于智顗之教判学说的恰当理解与领悟，它们既可于智 的著作中获得足够的文证，因而便不能视为对智顗思想的某种误会、歪曲或是附加，而仍应视为智 本人的思想。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智顗之教判学说的更为系统化与明确化而已，更便于后学入门以把握天台之基本的圆教精神而已。

论日中天台宗之教义

一、天台宗概述 [天台宗的建立] 我国的天台宗是以中国天台山高僧智者大师的《法华经教学》为基础而建立发展起来的,所以,“天台宗”又叫“天台法华宗”。天台智者大师生活在中国南北朝时的陈隋年间,因其创立了古今无与伦比的《法华经》中心佛教学而被尊为东方小释迦。天台大师的法流分为两支,一支在中国大陆流传,称中国天台宗;

从《摩诃止观》看智者的止观设教

一般认为,智者的设教主要表现在“五时八教”的判教上。所谓“五时”,即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八教”则指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的“化法四教”和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的“化仪四教”、其实《摩诃止观》中的设教,并不专门体现在“五时八教”的判教思想,甚至也没有明确的“五时八教”的判教。《摩诃止观》的设教,主要是通过藏、通、别、圆四教的判析和贯穿于其中的止观施教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智者的设教——即他的教育思想,正是他的判教(四教)的教行(止观施教)的统一。其中尤其是施教的内容,不仅体现了智者设教重行的特点,也反映了智者代表的天台佛教重行的思想倾向和当时中国佛教界由理重行的发展趋势。

智顗判教思想辨析

天台宗是中国化佛教第一宗派,其理论奠基人是隋朝智顗。目前很多人认为智顗的判教思想是"五时八教",本文重点考察智顗的判教思想,认为智顗的判教思想并非"五时八教","五时八教"是到湛然时期才正式被确立为天台宗判教体系的,智顗的判教思想不能用"五时八教"来概括。

天台宗教育思想浅说

佛教教育的成熟是以宗派的出现为标志，天台宗因创建最早，又有其独特之处。大乘佛教教育认为“人人能成佛”是佛教徒修行的根本目的。天台宗充分肯定人人有佛性，佛性具善恶，更提出“无情有性”的命题，为“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教学、修习的原则为止、观并重，不可偏废，形成“五时八教”为代表的教育方法。佛教教育乃中国教育思想史中的一部分，深入，细致探究佛教教育思想，有待来者。

天台宗佛教思想的印度渊源

天台宗,创立于隋,兴盛于唐,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我国最早诞生的佛教宗派,亦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历经几百年的演化而形成(?)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随着天台宗的发展,其思想远传至日本和朝鲜,对日本与朝鲜的佛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直至今日。

天台宗——一種“海洋性”佛教

在中國佛教的八大宗派中,唯有天台宗與海洋最爲密切,這主要表現在:自古至今,天台宗主要是在中國沿海地區傳播,這使它帶上了濃重的海派文化色彩;其創始人智者大師甚至就做過大海之夢;其最高經典《法華經》充滿了大海的意象;而更主要的是,天台宗的教義如大海般'有容乃大'融攝一切教法。當然,隨着山林化宗派禪宗的壯大,天台宗的海洋佛教有些衰落。不過,在海洋成了中國核心利益之考量的今天,重新關注一下天台宗的海洋性風格,也是很有必要的。

天台宗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承与发展

一 陈、隋之际,随着中国历史由长时间的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已经传播了大约五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也在酝酿着统一的趋势。由此形成的隋唐诸宗派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呈现出宗派林立的状况,但各宗内部无不是想以自己的理论统一庞杂的各种学说。谋求融合和统一是隋唐佛教各宗派的主观愿望。

天台宗与《法华经》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中开创较早的一个宗派。陈隋之际,实际创始人智顗曾于浙江天台县城北二公里处天台山建舍说法、研究教义、践行定会,其所立宗派因称天台宗。《法华经》为该宗所依根本经典,因而亦称法华宗.本宗传法世系有“东土九祖”之说,即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龙树本是印度人,未曾来过东土,以其所撰《大智度论》及《中论》等书,为天台宗人阐发教义所据,因而将其奉为初祖。二祖北齐慧文,在江淮间力弘禅观,无著述行世。相传他因读《中论·四谛品》而悟空观、假观、

智顗的“三·一”思维结构模式

智顗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天台佛学中独具特色的“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命题都是由他建构的。这些命题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模式,即“三·一”结构模式。

天台宗研究中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时下,在佛学界有不少人重犯着三个错误:认为立“天台宗”乃是智顗所为;“五时八教”也是智顗提出来的;把《法华经》思想简单地等同于天台宗思想。史料充分说明:立“天台宗”法统始于湛然,成于五代吴越王;提出“五时八教”的,也是湛然;只有站在天台宗的立场上理解《法华经》,才能使两者达到一致。

台教关钥一《天台四教仪》略析

高丽国僧人谛观所录的《天台四教仪》(以下简称《四教仪》),在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对天台智者大师五时八教判教理论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学者资之可了解天台一家教旨的纲宗,有力地促进了天台佛学的推广与普及。不过我们在研究《四教仪》时应注意天台教判学说所固有的圆融精神,避免以偏概全的过患。

天台宗佛教思想的印度渊源

天台宗,创立于隋,兴盛于唐,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佛教宗派,亦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历经几百年的演化而形成的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随着天台宗的发展,其思想远传至日本和朝鲜,对日本与朝鲜的佛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