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侯伯子男五爵

王以下，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五等爵位是：公、侯、伯、子、男。

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仪礼》所见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五名,可称"五爵"."五爵"袭用了商与西周的爵、觚、觯、角、斝之名,实际已是容量概念了.礼家称其容量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升,共五等,还有一个"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的旧说."凡诸觞皆形同"之说,可以在战国宴乐图中得到印证."五爵"皆为筒形.它们容量有别,而器形无异.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可概括为"容量化器名".这种酒器命名策略服务于"以小为贵"原则,令尊者使用容量较小的酒器、卑者使用容量较大的酒器,以此标识身份高下、强化等级秩序.这就构成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奇特等级酒器礼制.

论周代五等爵制与五服制

"五等爵"制与"五服制"的存在,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作者认为,西周时期的"爵制"与"服制"是分封的重要产物,有着相互的联系,是不能割裂开的。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中,关于周代诸侯爵称混乱,而服制文献中记载不一,这些不固定的情况,是由于后人对"爵制"与"服制"的适用范围和区别缺乏了解。所以本文拟就西周时期的"爵制"与"服制"的区别与联系及其适用的范围,作出新的界定。以便于我们重新认识周代五等爵制的真正含义。

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列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分封制度下诸侯的法定身份。西周时期,诸侯阶层内部依据五等爵规定的等级制原则分配权力、财富并确立对天子承担的不同义务。迨至春秋,五等爵仍被奉为重要的外交准则,对列国的朝聘会盟活动发挥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天子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春秋列国开始依据实力强弱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五等爵原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战国时代,五等爵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北魏前期五等爵封授范围限定问题的考察

北魏前期,国家实行五等爵制。虽然这种五等爵为虚封爵,但是可以作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北魏国家对受爵者的范围有明确的限定。这种封授爵位范围的限定,是要表明皇子、皇弟和皇叔所具有的特权地位;也要使爵位封授为国家官本位体制和考核制度服务,进而体现出受封爵者是地位特殊的上层官僚,他们与无爵者在地位上有明显的差别。

清代五等爵形成问题试探

封爵制度是等级性极强的政治制度,隋唐以前,构成爵制等阶标志的爵称、爵序呈不断变动状态,隋唐时期,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逐渐发展为当时爵制的主体,两宋以后,五等爵成为封爵的核心等级,而且爵制相对稳定。不过,我们一旦细察清代五等爵的源流,爵称、爵序演变,五等爵升降之法,就会发现:清代爵制形成过程中浓郁的八旗制度特色。

从朝觐站班“五爵三等”看周代封国政治的血缘性——基于《逸周书》的解读

通过对《逸周书》中《王会》《明堂》两篇文献详考、绘图可见,其所述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中,诸侯政治等级除常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外,在仪式空间、诸侯站班等细节中,还存在一种“三等”结构。所谓“三等”,即举行仪式的空间呈上、中、下“三层”或内、中、外“三重”;在仪式中,诸侯距天子远近、莅位尊卑、站班高低也分为“三等”。“三等”诸侯的身份分别对应同姓、异姓和庶姓。“三等”结构反映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血缘亲疏关系。周代国家政治规则中诸侯权力结构是多类型、多层次的,其中血缘性因素对封国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朝觐礼中“五爵三等”形态背后的权力结构由周初血亲原则主导下的诸侯分封引发,也显示了分封制对于周代血缘政治的塑造。

北魏虚封五等爵的继承问题

北魏建国后,实行虚封五等爵制。这种虚封爵可以为后世继承。继承虚封五等爵,包括爵位等级与虚封地。北魏前期,由于国家将虚封爵的赐授与将军号的加拜结合在一起,所以,爵位的继承与将军号的继承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是孝文帝爵制改革后,将爵品与官品合一,因而也就取消了虚封爵的继承与将军号的联系。北魏国家确定虚封爵的继承者,采取了长子继承与非长子继承并行的做法,但非长子继承只是对长子继承的补充。孝文帝改革后,由于汉族嫡子、庶子区分的理念已经为拓跋鲜卑家族所认同,因此,以嫡长子作为继承虚封爵的传重子,便成为主要的方式。北魏国家还依据受赐虚封爵者的情况,将爵位的世次区分为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而以四世作为虚封爵的最长传袭世次,则是由汉族“五世袒免,杀同姓”的亲族理念决定的。

咸宁三年新五等爵制考辨

咸宁三年(277)晋武帝司马炎对“旧五等爵制”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此即“新五等爵制”。“新五等爵制”承认在“旧五等爵制”中裂土受封的异姓功臣基础上,规定“非皇子不得为王”;“新五等爵制”不仅是汉末以来复五等爵制之思想在魏晋国家建构的重要实践,更有晋武帝司马炎旨在加强其一脉在西晋皇族中的力量之隐义。

五爵三等考

先秦典籍中,除《周禮》明確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的五等爵土之制外,其他典籍如《尚書》《王制》《孟子》等一般都是'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依照鄭玄之説,夏商皆是爵三等,至周代才增至五等,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復歸三等(1)。

竹简秦汉律中的“以爵减、免、赎”非儒家“议爵”

竹简秦汉律有大量的有爵者可以享受法律特权的法令,极大地冲击了我们以往对秦汉律的认识。许多学者认为竹简秦汉律中"以爵减、免、赎"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产物,称之为"议爵",并认为这表明竹简秦汉律中已经具有"八议"的雏形,甚至对法律儒家化理论提出否定与质疑。军功爵者享有的法律特权与儒家的"议爵"有着很大的不同,是法家法律特权思想的直接体现和具体实践。虽然竹简秦汉律中"以爵减、免、赎"和唐律中的"议爵"都主张有爵者享有法律特权,实行同罪异罚,但是这两种法律特权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从竹简秦汉律中"以爵减、免、赎"到唐律中的"议爵",其中经历了一个爵的法律特权的儒家化过程。

北魏五等封君释褐等级问题探讨

五等贵族爵制是北魏政体的重要环节,有爵封君作为特权阶层的身份地位突出体现在释褐方面。他们普遍以旧令四品、新令六品以上层位登仕,对应超品乡品,整体冠绝士族。不同爵级的释褐层位保持明显的间距,昭示爵位等级的森严。爵位本身即构成封君的仕进资格,拓跋贵族体制的时代特征亦由此清晰呈现。

试论名田制与军功爵制的关系

我写过《名田浅释》,对名田制的产生及演变作过粗浅的论述。我还写过《军功爵制试探》,对军功爵制的发展、变化也作过简略的探讨。但是,对于名田制与军功爵制的关系,并没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实际名田制与军功爵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井田制是西周五等爵制的经济基础的话,那末名田制就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名田制和军功爵制是在井田制、五等爵制破坏的基础上,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两者又是同时遭到破坏的。

晉武帝“罷五等之制”解

魏末晉初司馬昭父子'開建五等',在中國古代爵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漢魏煊赫數百年的列侯、關内侯從此式微,公侯伯子男取而代之,就此成爲歷代爵級特别是异姓爵級的主要形式。'開建五等'和宗王分封,作爲司馬氏復古改制的首要内容,二者之間相互纏繞、此消彼長的關係,對理解西晉一朝的政治結構亦相當關鍵。關於晉代爵制的詳情,專著有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

北魏假爵制度考补

《魏书》卷6《显祖纪》称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七月辛亥,诏曰:诸有诈取爵位,罪特原之,削其爵职。其有祖、父假爵号货赇以正名者,不听继袭。诸非劳进超迁者,亦各还初。不以实闻者,以大不敬论。又延兴二年(472年)五月,孝文帝诏曰:

从爵的礼制内涵看周爵“无定称”说的局限性

"无定称说"曾一度是现代学者关于周代爵制研究的主流观点,其缺陷是十分显著的。文章阐述了明辨爵位等级在周礼中的重要性:正"班爵"之位,是周礼等级观念的内在要求;爵位是外交礼仪中确定诸侯位次和使者礼遇规格的主要依据,也是衡量贡赋轻重的主要依据。爵称必须具有唯一性,才能实现上述功能。不具备区分等级功能的名号,不能视为爵称。

出土文献所见十六国爵号辑考

十六国爵制,总体上继承了魏晋五等爵制,但又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略有损益,且不同程度地保留“胡制”爵号。十六国君主积极推行爵位分封,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笼络、赏赐和酬劳宗室、外戚、功臣和境内外胡族首领或他国统治者,由此构建起内外政治秩序。据不完全考证,目前所见的石刻、简牍、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涉及十六国汉赵、后赵、前凉、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北凉、南燕、西凉、大夏、北燕等14个政权59种爵位名号。另有国别不详,但基本判断属于十六国“三秦”“五燕”政权的爵位名号有6种,共计65种。这不仅为研究十六国爵制提供了重要史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十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释“白丁”

本文主要以《矢令簋》铭文中之"白丁"两字为研究对象,结合郭沫若先生对此铭文之考释,并依据甲骨卜辞和钟鼎铭文之现存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白丁"并非一词,而实乃两个连用的单音词,"白"即为"伯","白"与"丁"之关系即为帅卒将士之关系。同时又引申发凡,由"白"字试探古代五等五爵制度之初始状态与产生原因,并最终认定五等五爵制度于殷、周时代并不存在等级之别,"公侯伯子",实为不同环境之不同称谓,"公"涉祭祀,"侯"关畋游,"伯"及征伐,"子"连成人,亦与狩猎有关。

军功爵制试探

军功爵出现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汉的政治午台上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先秦诸子对军功爵制时有论述,《史记》、《汉书》和秦汉时的其他著作中也都有所记载。但自东汉以后,军功爵制除最后两级外,已失去实际作用;流于形式,而趋于消亡。因此,后人对军功爵制已不知其来龙去脉,有的甚至把春秋以后出现的军功爵制。

“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

殷周时期并未真正实行过五等爵制。殷周政体为内外服制,外服诸侯体系为侯、甸、男、卫、邦伯;五爵称中只有侯、男是诸侯称号;公、伯、子实质上分别指年长位高者、伯长及嫡长子、族长及宗子,故广泛用于贵族名号,并不限于诸侯的范围。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天子无力约束封疆内外各类贵族的扩张兼并行为,内外服制瓦解,原属外服的侯与男、与天子分庭抗礼的内服称伯之贵族、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及作为殷王后裔的宋公,频繁聚集于会盟、战争等场合,经史官记载,遂产生《春秋》中的公侯伯子男这一虚拟序列。这一序列掩盖了殷周时期实行的内外服制及侯、甸、男、卫、邦伯的诸侯体系,为战国学者根据军功爵制构拟五等爵、五服乃至九服等理想王制模型提供了现实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