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上》对五礼的解读

现存《礼记·曲礼上》,是儒学经典《礼记》的总纲篇,它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详尽地解读了《周礼》中的“五礼”之论。笔者秉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对它进行了初步的现代意识领悟,深感它既是汉代之前中华民族长期礼制文化建设的成果总结,又是汉代礼学家对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创新性贡献。它用雄辩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礼”,不是形而上的空洞说教,而是形而下的实践化、生活化、日常化、落地生根了的文明之规。它既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又是时下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笔宝贵的人文遗产,蕴含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无穷话题。

五禮、異代與尊卑:漢唐禮學體系建構的一些視角

本文討論漢唐禮學中一以貫之的體系建構,關注“五禮”分類體系、“異代禮”體系與“尊卑異等”體系三種重要的觀念與方法。它們並非都發源於漢唐,但是在以“鄭學”學者爲代表的漢唐《禮》學家注解《三禮》的實踐中得到發揚、推廣和固化,最終形成了可以運用於禮之全體的三套體系,它們組成了一個三維坐標系,形成了討論《禮》學文獻和“禮”的概念的底層邏輯。《通典·禮》的言説體系,即可看作漢唐禮學體系建構成果的體現。

隋唐礼典的五礼编次及其篇、卷的变化再探

中古礼典的五礼编次问题是中古礼制史研究的基本性问题,概括而言,晋隋礼典的五礼序列以吉、凶、宾、军、嘉为序,依托《周礼》,可谓《周礼》模式;而《贞观礼》以类相从,开启五礼新模式,以吉、宾、军、嘉、凶为序,可谓《贞观礼》模式。透过隋唐礼典篇、卷的具体变化,可知《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仍不断有新制衍生,而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具体新制的创制并未宗法《周礼》,直接呼应了《贞观礼》在五礼编次上突破晋隋以来礼典的《周礼》模式。《贞观礼》的制作,代表着唐礼务实与实用的面向,充分协调了皇帝礼仪与现实政治的关联,统摄情理,开启唐礼缘情制礼的滥觞。国家礼典涵盖特定时期的皇帝礼乐制度,应该引起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

試論五禮制度中諸禮間的關係——以《開元禮·軍禮》爲中心

五禮制度自魏晉南北朝形成以來,在歷代王朝的禮制改革中不斷發生變化。一直以來,人們都將五禮視爲一個整體,但换一個視角,在五禮内部,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之間的關係也值得我們予以關註。五禮之間看似彼此獨立,其内在却存在著十分緊密的聯繫,早在五禮制度成型期間的魏晉南北朝,五禮之間各儀式就存在不確定性,雖然自隋唐開始,特别是唐《開元禮》纂定後趨於穩定,但在此後仍伴隨著諸多調整,其背後則是各王朝對相關儀式理解的差異。

《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国家礼典,该书编撰过程是,首先主要利用了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然后在熙宁、元丰学术的指导下,由徽宗皇帝为最终的是非裁定者,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就是《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也体现出北宋晚期的礼学知识结构相对唐代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还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

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编撰方式,遥承朱子之志,兼采经史纪传等,先经后史,会通《三礼》,以时间为序汇纂古代礼制材料,并对古代诸家议礼之说加以考辨折中,以分节之法编纂;编撰指导思想,秦蕙田推崇朱子治礼之法,重视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礼学思想,秦蕙田承朱子《周礼》为宗周典制与尊王等思想,主张礼应经世致用并与时俱进;学术取向,秦蕙田对朱子及其弟子之礼说非常尊重,有关重要礼学问题,一以朱子之说为依归。从治礼宗旨与学术取向等角度分析,《五礼通考》是一部具有宋学色彩,受朱子礼学影响较深的礼学巨作。

五礼制度沿革与萧梁文运兴变

萧梁五礼制度历经天监四年至普通六年的确立期,普通六年至中大同年间的佛化期,以及太清、承圣、太平年间的反思批判期。萧衍、萧统、沈约、任昉、徐勉、陆倕、到洽、张缵等诸多文坛名士主导或参与议礼、制礼事宜,深湛的礼学修养与经学根底渗透到创作中来,进而对文运变转产生深刻影响。萧梁文坛随着五礼制度的沿革,先后呈现梁初崇典尚雅、中期典丽分趋、末期文道相分的阶段性特征。萧纲针对五礼制度化过度干预文事创作的弊端,主张文学娱情审美功能与载道宣教功能的彻底疏离。萧绎在梁末乱局中重新标举忠孝治国,深入批判文道相分的弊症,试图走出文道相合的折中之路。

六朝鼓吹乐及其与“五礼”制度的关系研究(上)

鼓吹乐和五礼制度--两条貌似毫不相干的线条在六朝时期交汇在一起。汉初得名的“鼓吹”在六朝时期成为重要的音乐种类;“五礼”源出《周礼》,但“五礼”制度化的时代却是在六朝时期。鼓吹乐在社会礼仪中的实际应用为六朝时期五礼的制度化坚定了社会基础,成为魏晋之际国家礼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五礼的制度化也对鼓吹乐的音乐面貌、用乐模式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两者正是在这样彼此影响、彼此规定中共同走向成熟和定型的。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有清一代,礼学研究集前代之大成。随着清初以来礼学渐兴之势的呈现,以及清廷对礼学的扶植和倡导,至乾隆朝时,礼学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儒臣们上行下效,颇有致力礼学,继起响应者。其中,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发凡起例,宏纲巨目,裒然成帙,最称荟萃五礼。其于礼学之探研纂辑,用力既勤,且成就斐然。对其加以梳理,将有裨于析清代礼学演进之大势。

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

礼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周代五礼的形成,标志着礼的日益体系化、完备化。五礼是指嘉礼、宾礼、凶礼、军礼和祭礼五个基本方面,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诗与礼乐相结合,共同为培养贵族社会所需要的君子人格服务,《诗》成为宣传礼乐制度的重要手段。

五礼制度化与萧齐士风建构

五礼制度化对萧齐士风至少从四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其一,培养大批儒学学者,弘扬了崇儒尊孔的学风;其二,将婚丧等关系民生日用的仪俗纳入礼制的轨道,使崇俭尚孝、博文约礼等原则得以推广,促进淳良民风、士风的普及;其三,以修订五礼制度为契机,萧齐王室大力招募文学、宾友,使这一群体呈现出职官化、集群化的特点,通过君臣之间、士友之际的相互推毂、广为邀誉,使某些个人忠义廉明的品质获得了群体化认同,促进了忠义精神的群际传播;其四,萧齐吉礼建设的图谶化成为五礼制度化的重大妨碍,士人弃绝淫祀、申经反谶的举措,体现出萧齐士人高扬儒家理性精神以维护儒家祭祀合法性、权威性的努力。

萧梁五礼建设嬗更及其制度化意义

五礼制度建设贯穿萧梁一代始终,其以五馆学为主导机构,以《五礼仪注》的修纂、删订、颁布为理论依托,将南朝礼制进程推向成熟完备的阶段。为了矫正朝野礼学实践过程中日见功利化、琐细化、伪饰化的趋向,萧衍自天监末尝试推进五礼制度的佛化改革,旨在通过佛教仪轨礼制化、五礼制度佛教化的双向互动,实现以礼治"体"、以佛化"心"的目的。普通年间,佛事活动逐步升格为国家行为,五礼佛化与佛仪五礼化突出;同时,佛弊礼衰的态势却难以逆转。大通至太清年间,萧梁佞佛加剧,并引起朝野批判。萧纲、萧绎、萧方智试图以玄儒结合取代儒佛共治,以减少佛教对礼法之治的异化和干预,并突显儒家忠孝治国的观念,直至萧梁覆灭。萧梁五礼制度建设吸纳佛说玄义,最终形成以儒为本、三教合一的治国新模式,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照,其利弊得失也引起持续的批判与反思。

述论并重,诗礼相成——评战学成《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

《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诗经》研究新成果。该著作将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不但使"五礼"因《诗经》的文本呈现而由枯燥难懂变得生动具体,而且为《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探寻到了丰富的礼法依据。该著作以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研究方法避免了五礼理论研究的空疏与《诗经》文学研究的浮泛,将"诗礼相成"的周代生活鲜活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再论金朝五礼制度

判断金朝国家礼制是否实行五礼制度,现存文献是最重要依据之一。但元修《金史·礼志》代表元人对金礼的看法,不能等同于金朝实行的礼制;《大金集礼》残缺不全,因此以它们来判断金朝礼制存在着困难。金朝制订礼制大多以唐宋汉制为依据,《大金仪礼》主要作者张暐熟悉汉制礼典与制度。《大金集礼》和《金史·礼志》具体仪制反映出的金朝五礼体系,以及两书礼目、礼文与《宋史·礼志》的高度一致性,可以确认金朝实行的就是仿照唐宋的五礼制度。金朝模仿或移植汉制礼仪始于太宗时期,主动移植汉制当始于熙宗朝,大规模制订汉制礼仪应该说从海陵王开始,世宗、章宗两朝则大规模地改易相关礼仪,尽可能按照唐宋礼典实施。

东晋招魂葬与五礼制度

儒家思想认为,人的灵魂是存在的,人去世后,身体和灵魂各有所依,身体安息在墓穴,灵魂栖息在宗庙。这是儒家礼仪制度中区分吉凶之礼的理论基础。西晋末期,胡族入侵中原,大批中原人士纷纷南迁,甚至连朝廷都迁到了建康。有的士人家人辗转迁到南方,但自己却丧身于北方的战乱,连尸体都无法找到,因此,有人主张实行招魂葬。东晋招魂葬与传统的招魂习俗不同,它是一种丧葬方式,即墓穴中没有尸体,只有灵魂。这种丧葬方式与儒家传统的形神观念发生了冲突,也对正在建设的五礼制度产生了威胁,因此受到朝廷高官大儒的猛烈抨击,遭到了被禁止的命运。在南北朝后期乃至隋唐,招魂葬有越来越盛行的趋势,这和五礼制度成熟有一定的关系。

今佚唐代韦彤《五礼精义》的学术特点及影响——兼论中晚唐礼学新趋向对宋代礼仪的影响

一、引言中唐学术对宋代有重要影响,故而,研究中晚唐学术,有助于了解宋代学术的渊源与创新,也有助于加深对唐宋学术变迁的理解。

北宋五礼的地域化演变

唐末礼仪衰残,致五代无所继承,而不得不从民间培育礼仪文化。北宋前期五礼基本由河朔、中原士大夫编制。宋真宗以后,江淮士大夫即南唐、吴越世家后裔纷纷上位政界,操持了五礼编制工作,五礼由此迈向南唐化,并逐渐达到宋代礼仪编制高峰。

《五礼通考·朝礼》校读札记

清秦蕙田的《五礼通考》262卷,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裁减《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文献之资料,条分缕析,按类排比,后附案语,考辨吉、凶、宾、军、嘉五礼,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然因该书卷帙浩繁,字数众多,在征引文献资料时,难免造成一些讹误。本文拟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礼通考·朝礼》部分所引用的文献资料,通过与原书校勘,分《五礼通考》之讹误、缺漏、歧异三类,讨论其不足之处。

论《五礼通考·宾礼》对阮刻本《仪礼注疏》的校勘价值

本文利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礼通考》，就《五礼通考·宾礼》征引《仪礼注疏》者，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一一参校，发现《五礼通考》或可订补阮刻本《仪礼注疏》之讹漏，或为其《校勘记》提供旁证，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现摘出九条，条举如下，以窥一斑．

论《五礼通考》对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校勘价值

清秦蕙田所修《五礼通考》是一部礼书,全书共二百六十二卷。它材料齐全,几乎覆盖先秦至明所有相关文献,对研究古代礼制有重要价值。今利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礼通考》,将《五礼通考》宾礼部分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一一参校,发现《五礼通考》或可订补《十三经注疏》之讹误,或可为其《校勘记》提供旁证,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现条举如下,以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