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五经大全》编次考辨——兼论当代图书馆对该书的插架问题

《五经大全》是明初官方组织编纂的重要经学丛书。该书以宋儒经学传注的影响力为标准,对宋元经说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并将其各个分册按照《易》、《书》、《诗》、《春秋》、《礼》的顺序进行排列。这种不同于传统"五经"排序的新编次,反映了明初学者对宋元经说全面总结、区别对待的学术态度,代表了明初经学的特点。清代学者没有认识到《五经大全》的编次意图,甚至依据清人自身的学术标准破坏了该书的原貌,让后世学者在插架、著录、称引、研究该书时产生了同样的偏差,使《五经大全》的真实面貌和学术价值被长期埋没。本文利用文献与实物证据,考辨《五经大全》的原初编次;利用图书馆插架与馆藏目录的编制恢复此书的原貌,既是古籍整理的必要工作,也将有助于对《五经大全》和明代经学的深入研究。

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编纂与文化传承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大书,对于传承、弘扬宋元儒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统一儒家经典及思想诠释的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统一了当时的全国思想,极大地赢得了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有效地实现了统治阶层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明初《五经大全》传注取材新探——兼论纂修群体构成

《五经大全》作为明初官方修纂的重要典籍,其抄录成编的做法历来为学界所诟病。然而传注底本究竟如何选取,鲜有学者涉及。事实上,《大全》选取传注,一方面考虑学术发展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又结合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纂修班子内部,呈现出以江西籍与福建籍翰林职官为主干的群体特征。他们时常同行出游,饮酒诗赋,相为唱和,形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乡邦士人团体,成为明永乐朝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大全》是明初学术与政治交相呼应、相互影响的综合产物。

顾炎武对明代科举官方参考书的反思批评及其意义——从《书传会选》到《四书五经大全》

《书传会选》和《四书五经大全》是明代科举的官方参考书。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从编纂缘起、编纂特色、价值评判等方面对《书传会选》进行反思和评判,对该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顾炎武认为《四书五经大全》多抄袭旧书,这一看法是从《四书五经大全》造成了晚明的空虚学风的视角而提出的。为了总结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身为遗民的顾炎武,力图建立以经学为特征的道统谱系,并以是否有利于经学道统的传承为标准,对《书传会选》和《四书五经大全》进行了褒贬。这是顾炎武“明道救世”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越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節要》及其與科舉的關係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以下簡稱《大全》)是明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成祖命翰林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所編撰的大型儒學著作,含《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三書。此書編撰用時近十月,在永樂十三年九月完成,進獻成祖,共計二百二十九卷。成祖爲此書撰序,於永樂十五年(1417)三月頒行天下。此後,《大全》也在越南被廣泛傳播,對當地文化産生了較大影響。近年來。

明初经学与《大全》的敕修

明初诸帝在经学领域尊崇朱学,《五经四书大全》的敕修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明初统治者在学术领域实行专制统治,在这种政治文化格局下,士人读经对前人注疏涉猎的范围十分狭窄,经学遂日渐疏陋。

《四书大全》平议

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次年编成，随后颁之学宫，影响巨大。《四书大全》是奉敕之作，在明代备极尊崇，但颇受学者非议。顾炎武对其“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的评价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同，官修《天禄琳琅书目》、秦笃辉《经学质疑录》、皮锡瑞《经学历史》等都引顾氏之论为据，对《四书大全》严加责伐，后世往往轻忽其存在。但难以否定的事实则是，

明代官修“大全”散论

《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与《永乐大典》(22877卷)同僎成于明朝永乐年间。虽然这三部大全,无论从卷帙上,还是内容上,都无法与堪称图书史上一绝的《永乐大典》相提并论,但它作为以“大全”形式出现的文献,在文献学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明初《四书五经大全》取材及其成因考析

明代永乐年间敕撰书《四书五经大全》对明清士人乃至东亚儒学影响深远。但该书在后世备受争议,明末以来学者批评的焦点在于其抄袭前人成书。该书之所以形成取材元代安徽、江西一带理学著作之特色,实受敕修要求、纂修人事等多重因素影响,并如实反映元末明初主流士人的理学阅读情形。《四书五经大全》的取材和编纂特色,体现元末明初儒学传承的基本脉络。

从《五经正义》到《五经大全》──关于唐、明二代经学统一的比较

唐太宗时由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 经正义》，以及明成祖时由胡广主持编纂的《五经大全》，是中国经学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对 经学文本的统一。《五经正义》的编纂是为了解决“文字多讹缪”，和“儒学多门，章句繁 杂”的问题，为科举考试提供一个统一的文本。因此他们首先对注家和义疏进行严格的筛选 和比较，并以“疏不驳注”的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五经大全》则是为了用程朱理学纲纪 人心，因此在对文本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内容上墨守程朱，在编纂上疏于考证， 舛误向仍。

明代官修书考略

】以经史子集为序论述了明代官修书的大概情况。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編纂、思想與文化認同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是有明一代非常重要的大書,這對於傳承、弘揚宋元儒學及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更爲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統一儒家經典及思想詮釋的形式,統一了當時的全國思想,極大地贏得了儒士大夫們的文化認同,更有效地實現了統治階層對社會各階層的控制。

越儒吴时任《春秋管见》传注取材考源——兼论《五经大全》的学术评价问题

吴时任《春秋管见》作为越南代表性的经学典籍,目前尚未引起学界重视。除却《春秋》三传,此书还参引多种宋元经籍。对比有关集注文献,使其取材《五经大全·春秋集传大全》的情况初露端倪。事实上,无论相同传注,抑或征引体例,《管见》与《大全》保持高度一致;而传注与原文存在偏差,自身亦有误引现象,则最终确定《大全》为其取材的真实来源。《五经大全》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产生不少衍生文献,在域外获较高的学术赞誉,与明清本土学术评价形成巨大反差。

明代笑话寓言对道学的批判

就明代中晚期文学的整体倾向来说,“以情反理”是其特点。“理”,简单说就是伦理,就是为全社会所承认的某些道德规范。其实每个时代都讲究“理”,唯明代的“理学”,以儒家道德为教条,被一批“讲理”的道学先生为取悦当道而绝对化,就弄得有点不合“理”了。譬如说公款不得贪污挪用,可以看做“天理”,贪污挪用是“人欲”所致,那么“存天理、灭人欲”无可厚非,但如果绝对化到认为凡追求财富即为“人欲”

薛瑄对朱熹理学的发展

宋明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形成于北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岛成一家。元朝，朱学北传，遂居于统治地位。明初，成祖敕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都主朱学。但朱学在此鼎盛之际，

明初理学向心学的转向——从曹月川到陈白沙

明洪武年间,解缙以“太平制作之一端”(《明史·解缙传》)为由,上疏官方重新整理、修订理学经典。至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正式修订完成,自此标志着朱学正式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学说。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兴盛不断冲击着传统观念。针对这种情况,明初理学家以朱学为核心,力图维护其地位不被动摇。但他们在心性论、工夫论等立场上,不经意间改变了传统理学的原意,使之逐渐向心学靠拢。

王学导向的心灵自由

朱元璋的明朝政权刚刚建立,就诏令天下都要＂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1];又明确规定以朱熹注的《四书》《五经》,作为学子的功课和取士的准绳。至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官方编定《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传布天下士子,其中尤强调＂以周、程、朱、张诸儒性理之书类聚成编＂的七十卷本的《性理大全》。明成祖朱棣亲自为之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