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五言八句诗的组诗形态与题材类型

至南朝 ,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五言八句式诗 ,统观这些五言八句诗 ,其呈现出两大特点 :从形式上说 ,多采用组诗 ,大部分五言八句诗可以归属于不同类型的组诗中 ;从内容来说 ,主要集中在咏物诗、艳情诗与山水诗三种题材中。南朝五言八句诗表现出来的形态与类型特点为唐代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选》为何不收五言四句体

五言四句体到了梁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当时文人五言诗中最重要的体制之一。而产生于这个时期的著名选本《文选》却没有登录一首五言四句诗。本文从萧统的文学观点、审美理想、人生经历、思想性格等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坛风尚。

浅析《周颂》、《商颂》与今文《尚书》五言句体式的通用性

先秦时期的诗歌的代表是《诗经》。《诗经》中《商颂》与《周颂》中的一些作品虽然被当作诗歌录入,但形式上与散文有很大相似性。本文通过将《周颂》、《商颂》与今文《尚书》中的五言句体式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的相似性。进而得出,此时的创作者尚没有明确的文体分类意识,诗歌与散文在当时的界限并不明晰,五言句在此时有很强的通用性,在创作上摆脱不了散文的影响,因此未能在此时进化为五言诗句。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论陈代文会活动与五言诗的律化

陈代文学群体的文会活动为五言诗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其创作在五言八句体式上呈现出共性特征,五言诗之平仄、粘对、对偶等律化特征更趋成熟,基本符合五言律诗的声律标准,有力地推动了齐梁新体诗向唐人近体诗的转化。

绝句文体批评考论

唐前有"绝(句)"之题,用以指称五言四句体诗,而未指称七言四句体诗。早期五言四句体尚有断句、联(连)绝、短句等多种称谓,南朝梁代文人用"绝(句)"字入诗题并将其确立为一种诗体专名,这与汉译佛经"四句之绝(偈)"的体式为时人所认同和"绝"字能形容意蕴之精简妙绝等因素有关。绝句作为诗体名,传达出其四句成篇、讲求文辞意境精简妙绝之文体特色。唐代以来,那些从长诗中截裁出来歌唱的四句之辞,也被称为绝句。宋元以后流行"绝句"即"截句"的文体论,是歌诗传播中截句成绝现象在文学批评上的推衍。绝句体确立的时代正当诗歌声律审美风靡文坛,绝句诗总体也呈现出近体的风貌,因此后来又有绝句"截律"之说,这是绝句独特的传播文化与文体风貌的共同反映。

中国古代诗歌的句式选择

早期诗歌以偶字句为主，是为了适应劳动的需要；奇字句取代偶字句，是古代诗歌自身发育完全成熟的标志；以五七言句式为古诗的定格。

《文选》为何不收五言四句体

五言四句体到了梁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当时文人五言诗中最重要的体制之一。而产生于这个时期的著名选本《文选》却没有登录一首五言四句诗。本文从萧统的文学观点、审美理想、人生经历、思想性格等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坛风尚。

论早期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及其对汉诗艺术的影响

本文分两步探讨了五言句二三节奏的形成过程,以及五言体寻找句序以构成篇制节奏的多种途径,指出早期五言诗之所以大量使用叠字、对偶、顶针、排比等修辞重叠,主要是为了解决句与句、行与行之间的呼应和承接的问题。但这是五言体生成之初的必经阶段,而不是固定的成熟模式。逐渐摆脱对修辞重叠的依赖,充分发挥五言便于单行散句组合的优越性,才是五言体此后发展的长远方向。汉诗正处于早期五言体式生成发展之初的这一过渡阶段,其特殊艺术风貌的形成原因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说“诗眼”

说“诗眼”周桂琴欣赏古典诗歌，除了取得诗韵、诗律、诗意之外，掌握“诗眼”的妙用更是诗艺中不可忽略的功夫。古人作诗很讲究辞藻的修饰、字面的推敲；及追求句子的生动贴切、工整华丽。认为凡在节骨眼处炼得一字，使全句游龙飞动，词举意扬令人刮目相看，便是所谓“诗...

杜甫研究辨误三则——与萧涤非、丁启阵、肖文苑等先生商榷

萧涤非先生在《杜甫诗选注》中认为《曲江三章章五句》"是杜甫的创体",考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实践,此格实则首创自南朝梁代张率的《白纻歌辞》;丁启阵先生在其著作《诗意人间》中关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生平交游的论述里,两度将杜诗中所载的好友苏源明,错解为杜甫晚年方才结识的友人苏涣,与创作实际完全不符,实属对于杜诗的误读;而肖文苑先生在其所著《唐诗趣话》"杜诗觅虎"一节中,误以杜甫《彭衙行》诗作于《北征》诗之后,遂将二诗所记之事时间前后颠倒,亦有失察之嫌。

从《子夜四时歌》看南朝五言乐府的演化

作为南朝五言乐府代表的《子夜四时歌》,以其整饬的五言四句组诗形式备受关注。虽然前代不乏五言四句乐府,如《子夜歌》,然而句子的体式、节奏、造语、情感表达都未如《子夜四时歌》那样形成较为统一的范式。深入考察《子夜四时歌》,可以看到五言乐府以四句的形式固化成为一种体裁,要点在于体制、表现手法及其诗人意绪的沉淀三个方面:体制上主要体现在渐趋定型的五言四句句式、偶对的频繁使用、造语的固化模式;表现手法上则以叙事转变为抒情,作者自我意识的隐退使得短小的诗歌可以产生更多共鸣;而主题中时序节物与情感的对应使诗人意绪渐渐沉淀为后世足以祖述的对象。可见《子夜四时歌》当为后世五绝产生的关捩。

关于“扫地”

关于“扫地”杜甫诗《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大火运金气，荆扬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无行舟。千室但扫地，闭关人事休……”状写秋热，诗中“扫地”释义众说纷坛。仇兆鳖《杜诗评注》云：“扫地，欲卧地求凉也。”杨伦《杜诗镜诠》注。“仇注：‘欲卧地求凉也。’...

《诗经》中的介词“于”

在古汉语中,可以这样讲,“于”是资格最老的用途最广意思最活的词性单一的介词,或者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于”都是介词。这样讲,意在强调“于”跟“以、与、为、从”等不一样,“于”几乎任何时候都是介词。极个别的情况用作地名、人名,读wū。 《诗经》中的“于(於)”,尽管有的是动词、代词、连词、叹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动词词头、形容词词头以及叹词词素。但是,在384个“于(於)”中,是介词的共244个。

传播过程对南朝诗歌创作形态的影响

南朝诗歌在传播过程中对诗歌再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影响赠答诗、五言八句诗的产生,而且影响到这些诗歌的语言、声韵、意象、结构、审美情趣等。

论明清“桐城歌”的流衍路径

"桐城歌"七言五句的独特体式特征是考察其流衍路径的主要线索。"桐城歌"起源于安徽桐城,首先流衍到桐城周边地区,继而沿着长江航道往上游流衍到湖北恩施,往下游流衍到江南地区,并由江南地区经由大运河往北流衍到京津一带。清初以来,伴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桐城歌"又作为"吴歌"联套曲的一部分流衍到中国台湾地区,甚至远播日本。明清时期"桐城歌"的流衍,形成了民歌传播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大酺乐

【词调介绍】《唐声诗》下编:"[乐]此调由张文收造声,比其曾赋辞事尤可信。《羯鼓录》属太簇商,《唐会要》属中吕商,《乐苑》亦日‘商调曲’。开、天间仍盛行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