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井上馨的鹿鸣馆外交及其欧化主义

1883-1887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任期间开始实施了以鹿鸣馆为中心的一系列欧化主义政策,希望先使日本成为"欧化新帝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以此促使西方各国同意修改对日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推行的这种极端的欧化主义忽视了日本自身文化的特点,一味模仿西方,最终只可能遭到失败。

在个人交谊与国家利益之间:井上馨与盛宣怀围绕汉冶萍问题交涉始末(1897—1915)

明治维新后,随着近代产业的发展,日本元老井上馨于1890年代开始关注汉冶萍公司并与其负责人盛宣怀保持长期密切的联系。通过考察相关文献中经由高木陆郎传递的二人来往信函可以发现,井上馨在与盛宣怀交涉的过程中不断改变关于汉冶萍的构想,先是订立协约互利共赢,后为日中合办意图控制,可以说其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逐步开展相呼应。同时,盛宣怀通过与井上馨的私交,先是促成中日双方互利之生铁协议,后意图通过井上馨来阻止日本政府以合办之名达控制之实,但未获成功。本文试图通过此案例来探讨个人交谊在事关国家利益的交涉之中的作用及得失教训。

《无名小卒》与《死而未死》——兼论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的创作态度

司马辽太郎的<无名小卒>与其历史小说<死而未死>第四章都是以井上馨暗杀事件为素材的.<无名小卒>作为一篇叙事散文,详细记述了作者搜集、整理有关历史人物的历史资料的整个过程,而这些资料在<死而未死>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这说明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是严格按照'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原则创作的,历史真实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

中国驻日使团参与拘捕金玉均的交涉是在甲申事变金玉均成为朝鲜"乱首"后。金玉均逃日之初,中国驻日使臣黎庶昌、徐承祖奉命协助引渡金玉均,并建议由朝鲜政府出面引渡。日本虽以国际法为辞拒绝,但并没有迹象显示其有信任金玉均之意。大井宪太郎扰韩事件后,徐承祖与井上馨先后共同设计了诱捕、暗杀等方案,最终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岛。甲午年金玉均赴沪被刺,鉴于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此前与金玉均交往的目的颇为复杂,随同金赴沪的中国驻日使馆翻译吴葆仁预先也不知情,以李氏父子及中国驻日使团为代表的清政府是否预先参与暗杀尚无确据。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金玉均赴沪被刺前后,始终与朝中两国积极沟通,步调一致。日本出兵朝鲜及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与金玉均被刺没有事实上的关联。

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说探源

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期间,日本东乡平八郎在英国商船学校学习海军技术,其政要井上馨在英国进修财政经济,还有一些中日留学生同在法国学习造船技术。基于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96年最早提出当时日本执政大臣多与福州船政学堂首批留学生"同堂肄业",陈宝琛1921年继之明言严复有"日本同学"。直到1932年,林耀华、钱基博将"日本同学"细化为伊藤博文,严、伊"同学"传闻遂告定型。严复本人并无借伊藤抬高自己的动机,更不可能从生前并不存在的传闻中受益,据伪造"严复书札"断言严复是"同学"说的始作俑者,显然不正确。

清政府一次失败的外交攻势——论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的原因与影响

1885年10月,清政府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是中朝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事件的全部过程显示,这是李鸿章主动实施的一次外交攻势。李鸿章试图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遏制朝鲜背清自立的倾向,封杀日本"共同管理朝鲜"的构想,借此强化对朝宗主权。但由于其过分看重与大院君李昰应治国理念的一致性,高估了李昰应的国内个人威望,低估了朝鲜政府的排拒意志,致使中朝关系急剧恶化,并引起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事实证明,释放李昰应回国是一次高风险、低效益的外交投资,是一篇失败的外交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