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茶挑战与本土化应对：清末（1894—1910）西藏茶业本土化的考察——基于亚东口岸茶叶贸易的视角

清末时期(1894—1910),工业化生产的英印进口茶叶依托亚东口岸以及中英不平等条约的贸易特权逐步打开西藏市场,印茶销售量持续增加,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面对优势显而易见的英印茶叶的竞争与冲击,中国传统边茶贸易中入藏成本、生产成本较高等弊端被充分暴露出来。严峻形势下,为了维持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政治、经济联系,茶业界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以西藏茶业种植本土化为目标的改良运动,以便在印茶的压力下争取到更多茶叶客户。改良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从历史层面证明了西藏本土生产茶业的可能性。

近代（1874—1947）亚东口岸的羊毛、食盐、茶叶进出口贸易

亚东口岸是近代中国西藏最重要的进出口口岸之一,尤其与英属印度的贸易关系最为密切。自《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开放亚东口岸后,英印资本的势力逐渐向西藏渗入,其进出口贸易情况大体可分为羊毛、食盐出口与茶叶进口。1874年至1947年的数十年间,英印资本主导下的亚东口岸进出口贸易对近代西藏地方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东口岸传染病流行与社会因素的分析

目的新开放口岸传染病本底调查既是了解当地传染病基本情况的重要手段,又是传染病防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防止传染病通过口岸传入和传出以及健康咨询和防治指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亚东口岸468名各类人群进行血清学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血清学检测包括HIV、梅毒抗体、乙肝两对半、HCV、ALT,流行病学调查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条件、家庭经济收入、生活饮食习惯、预防接种史、水源情况、输血/献血史、卫生习惯,以及亚东县即往疫情流行时间、范围、病种、人群死亡情况、疫情处理、从业人员的管理等。结果共检出四种传染病60例,总检出率为12.82%,四种疾病的分别检出为HBsAg检出率8.76%,占检出总数的68.33%;梅毒抗体阳性检出率为2.99%,占检出总数的23.33%;HCV检出率为0.43%。占检出总数的3.33%;结核检出率为0.64%,占检出总数的5.00%,其中3例表抗阳性者同时重叠有梅毒感染,3例均为小三阳。不同性别间四种传染病的检出χ2=3.43P<0.1;已婚与未婚中四种传染病的检出无显著差异;四种传染病在不同民族中的检出χ2=10.35P<0.01;不同年龄与四种传染病的关χ2=5.62P<0.500;不同经济收入与四种传染病的关系χ2=12.50P<0.05;不同的饮食习惯与四种传染病的关系χ2=2.60P>0.100;在不同职业与四种传染病的关系χ2=8.76P<0.50;不同居住条件与四种传染病的关系χ2=1.36P>0.500;不同文化程度与四种传染病的关系χ2=5.43P<0.500。41例HBsAg阳性者中4人曾有献血史。468名检测中ALT异常者占总检出数的7.91%。结论亚东口岸传染病的传入和传出的危险性较大。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必须建立健全口岸卫生检疫预警快速反应系统,协同地方疾控部门联合加强口岸传染病检测及防治工作。

清末西藏亚东口岸开通前后史实探究

亚东口岸历来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军事战略上举足轻重的地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殖民者觊觎西藏,施压清政府开通亚东口岸。英籍税务司赫德操纵中英谈判,最终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藏印议订附约》。在近二十年时间里,戴乐尔等五任英籍税务官先后管理亚东口岸,该口岸实施特殊的税制,中方除遭受巨额海关进口税的损失外,西藏及西南内地成为英国商品的倾销地,英国侵略者的魔爪随之伸进了西藏。亚东口岸开通前后的历史,是近代史上清政府丧权辱国、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片段。

近代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相互毗邻的亚洲大国,处在中国西南边疆的西藏与印度的边境贸易往来源远流长。早在唐朝的吐蕃,中国西藏地区就与天竺国(今印度)有贸易往来,通过贸易交往促进了双方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到了近代,英印先后发动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打开了西藏的门户,客观上保持并扩大了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边境贸易往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藏地方与原英印方面的不平等贸易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正常贸易往来。但自1962年发生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争后,双方的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末,双方的边境贸易又逐渐地恢复发展起来。

火车进藏：嫁接物流动脉

五年前,扎西德勒藏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过是家销售藏族文化特色手工艺品的小公司.而2002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第二年,国内外进藏游客增多,公司财源日增.这一年,公司业务不断拓展,成长为一个综合型企业,在西藏以制作和销售天珠、天眼石、玛瑙、佛像、佛珠、唐卡等藏族手工饰品而小有名气.公司也开始在网上做宣传,市场向外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