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调整及其走向

本文试以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为切入点,通过纵向的历史演变和横向的特点比较,找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亚太同盟体系的发展脉络,进而探讨其未来趋势。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与中国周边战略

奥巴马执政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的势头,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这一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进行的路径推进的。一方面,美国强化了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最突出的举措就是通过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学术界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立足于联盟经济理论,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安全事务与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后发现,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安全效果的增强,其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也愈发明显,这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在的挑战和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虽不甚明显,但是它的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我们应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中国的周边战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变动中的平衡: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过去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历经了三次变迁。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东南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发生变化,东盟创始成员国开启了退出冷战的历史进程,使东盟得以顺利度过脆弱的襁褓期。1978年,越柬冲突爆发,东盟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摆脱了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也暴露出硬实力不足的缺陷。1991年冷战终结,亚太安全体系发生历史性的剧变,处于地区安全结构平衡点上的东盟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创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亚太安全合作进程的"驾驶员",其地位与影响走向巅峰。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理论模型来看,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源于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与东盟战略选择的互构。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下,亚太安全体系的结构变革逐渐深入,东盟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东盟各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深刻理解东盟与亚太安全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对于东盟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东印度支队到太平洋司令部——国际体系变迁视角下美国亚太驻军的历史考察

随着近代以来亚太国际体系的不断变迁,美国亚太驻军经历了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并在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传统走向瓦解之时,美国海军东印度支队开始进入亚太地区,推动“朝贡体系”的解体。现代条约体系在亚太地区确立之时,美国亚太驻军逐渐成长为一只强有力的作战力量,最终帮助美国赢得二战并确立地区主导权。冷战格局在亚太形成后,美国亚太驻军最终整合成太平洋司令部,扮演美国冷战战略实施者的重要角色。从近代以来亚太国际体系变迁的视角考察,美国亚太驻军见证了美国参与、重塑、主导亚太国际体系的全过程,是近代以来美国与亚太国际体系长期互动的产物。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分析

美国正不断推进其亚太联盟体系的联网建设。在此进程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成为网络构建的关键节点,议题指向、安全指向、结构对称化、机制融合化是网络结构内部联系的主要特点。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位置赋予更加明确的权力、关系传输更加复合的资源、互动构建群体性信任。基于此,对联盟体系成员而言,网络结构使得美国管理成本与职责易于分散化,促进关键盟友汲取、运用更多资源,并吸引更多成员使得体系规模扩大;对联盟体系的整体运作而言,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运作高效化、更具灵活性、并具有更强的抗压性。

东亚合作的构建——论进程中的东亚地区主义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兼存

东亚并存着两种进程,一是以经济合作和多边主义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主义的不断推进,另一是以军事驻军和双边主义为特征的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持续强化。双方在权力结构、制度建设和身份认同上存在着深层矛盾,在不同程度上互相消解彼此构建基础。而现阶段两种进程的互相兼容原因是为了防范"不安定"因素,其背后实质隐藏着各国对于权力均势和战略设计的诉求。东亚地区主义必须坚持且积极合作,否则将会重新陷入"碎片化"而无法保证东亚各国的利益和东亚和平。

美国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的缘由——基于同盟理论三要素的分析

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特殊性使中国崛起面临来自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将美式霸权的软性特点融入其亚太同盟政策之中,使美国依然强大的权力继续受到追捧和攀附,中国则反被视为威胁地区稳定的因素。权力制衡观点对此解释力不足,威胁均衡和利益同盟的观点不失为较好的观察角度。

1950年代初台湾地区当局与美国亚太集体安全体系关系考论——以《澳新美安全条约》成员范围扩大化问题为中心

联合美国和亚太各国组建多边“反共”组织是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继1949年蒋介石首倡《太平洋公约》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又于1950年代初寻求跻身由美国主导的拟议中的《太平洋公约》。设想中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受各类条件的制约,规模被大幅缩减,最后仅有澳、新、美三国同盟作为唯一多边军事组织真正落地成型。尽管如此,国民党当局仍试图推动扩大《澳新美安全条约》成员范围。由于美台对未来亚太集体安全体系的基本性质与协防地域的期望大相径庭,美国杜鲁门当局自始至终没有考虑过将台湾地区当局纳入其间。国民党当局随菲律宾步调起舞,但美国对二者并非一视同仁。美台对亚太集体安全体系应承担何种军事责任的不同认知,反映出双方在东亚地区安全目标上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这成为冷战前期美台多数矛盾的根源。

试论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概念与战略路径选择

本文简要分析了澳大利亚印太体系战略的展开。澳大利亚由于身份焦虑和国家利益,建立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在冷战后大力推动亚太体系的建设。随着印度的崛起和印度洋重要性的增加,澳大利亚开始提出印太体系战略。这一概念使得澳大利亚处于地缘政治的关键位置。但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战略并不是一个联合周边民主国家遏制中国的框架,相反澳大利亚政府目前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开放有效的地区体系。这一路径选择虽然困难,但可以为澳大利亚超越美国小伙伴角色、成长为全球大国提供真正的帮助。

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小多边问题研究

自2011年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的国际战略重心向亚太即中国周边地区转移已达十年。在此期间,亚太地区的小多边合作势头不断上升,这些小多边合作既有美国领导的,也有美国的亚太盟友主动推进的。小多边机制以其组织架构上的独特优势,打破了亚太轴辐同盟体系的行动困境和扩员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美国的同盟领导成本。与此同时,美国在亚太战略中推行的小多边合作开始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领域向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扩散。在小多边合作的助推下,美国未来的亚太战略将进一步割裂本地区的经济与安全秩序,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

从亚洲安全峰会看特朗普亚太政策走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去奥巴马化"政策,其战略的不确定性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盟友的普遍担忧。作为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多边机制正式亮相的第一位官员,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第16届亚洲安全峰会上的讲话备受关注。在发言中,马蒂斯一方面表达了与中国开展合作,从中获取实惠的愿望和期待;另一方面替盟友出面,严词批评中国在南海局势等问题上的做法。深入分析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可以得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已与其自身战略利益构成严重矛盾,而中国或可成为特朗普摆脱困境的最大帮手。中美两国合作前景广阔,如果美国能够作出明智的战略选择,两国将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作出重大贡献。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其为中心、具有一定等级性的同盟体系。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其亚太同盟体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寻找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应对和共处之道,这会直接影响中国崛起的总体外部安全环境以及本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方向。中国要以积极的方式,降低美亚太同盟体系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消极作用,避免在这个地区形成传统的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互相对抗的局面。一方面要对周边国家执行具有差异化的政策,加强经济手段和安全手段的配合使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弱化美同盟体系的作用。同时要以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视角和思路,看待本地区的安全挑战,解决本地区的安全关切,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架构的建设。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有效性,会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性质产生较为根本性的影响。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走向瓦解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长期维持着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亚太联盟体系是美国维持这一优势的关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结果是中国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之间的张力逐渐增加,并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从美国的亚太盟友、亚太地区的美军驻军数量、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内的主导权和亚太地区的产业链四个重要指标来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在历史上是逐渐衰落的,其松动或瓦解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方式、战略妥协、国内政治和威胁消失四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会部分瓦解,根本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将重塑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并塑造周边国家的行为模式。其二,相对衰落也会使得美国维系亚太联盟体系的意愿下降,并损害其国家声誉。其三,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双边联盟关系无法避免走向部分瓦解的命运。在5—10年内,美国更倾向于选择强化联盟关系。在未来10—30年,中国进一步发展和个别美国亚太盟友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美国亚太联盟体系部分瓦解。理解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松动或瓦解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中国准确把握世界大势、积极应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自19世纪60年代至今,俄罗斯与亚太空间互动的历史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亚洲国家眼中,俄罗斯是亚太空间的外来者。在俄罗斯自己看来,他们代表着欧洲文明向亚洲扩张的历史进程。"他者"的身份认同使得俄罗斯只能作为外部因素参与到亚太安全体系中。当俄罗斯国势强盛、综合国力凌驾于亚太国家之上时,它能够成为亚太安全体系的平衡者。但当国势衰微,在地区力量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时,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位置就将出现断崖式下跌,成为虽身处体系之中,却无法融入体系变迁进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式的边缘角色。俄罗斯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历史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下反复摇摆的潮汐运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亚太事务上进入了新一轮的弱势周期,在国家力量大幅下降、欧亚空间与亚太空间的力量对比愈发失衡的局面下,俄罗斯逐渐滑向亚太安全体系的边缘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知识精英提出了建构亚洲身份、"大欧亚伙伴关系"以及同亚太支点国家加强双边合作等应对策略,但由于综合国力与国际环境的限制,其效果尚不明显,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困境短时期内难以得到显著改善。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倾斜式整合全球战略资源以实现最大优化;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以"软实力"为优选,采取灵活手段扩展战略议题;在战略威慑层面采用"利比亚模式",重视非接触式高科技、新武器的使用和新媒体网络的作用。美国战略东移是过程而非结果,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传统霸权国与新兴国权力消长过程中对抗冲突场景。

日本参与TPP谈判的动因、前景及影响

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台不到3个月就于2013年3月15日正式对外宣布日本将参加TPP谈判。日本参加TPP谈判的动机主要体现为: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关注"国家经济利益"。日本两大利益集团在对待TPP的态度上是明显对立的,经团联积极推动,农协则极力阻挠。为尽早达成TPP谈判,美国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谈判的标准,从而减少谈判的难度。为此,中国应采取果断对策: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沟通,通过双边关系的发展,缓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增加伙伴,加快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步伐,争取把TPP可能带给中国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

美台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再认识——基于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体系的权力失衡状况,美国以应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为由,构建起与美欧联盟相比存在诸多不同特点的亚太地区联盟体系。这既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扩张的延续,也是美国对联盟认知与实践发展的产物。此间,基于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冷战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主导和控制着与台湾当局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三个阶段,美台双边联盟关系也逐步得以确立。然而国际政治中权力、利益和威胁的变化,决定了具有很强功利和实用主义色彩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最终难以避免被终结的命运。

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演化

本文回顾了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之间互动的历史，认为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安全关系，取决于相关备方的战略选择，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阵营界限早已打破，相互渗透的趋势已经明朗，中美分别为本地区提供经济和安全产品，这一趋势难以打破。

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考量及影响

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是对传统亚太战略的扩展,旨在统筹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空间,应对亚洲潜在的风险和挑战。随着印太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地位显著上升,地缘战略格局更为复杂,中国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际战略环境。

CNAB加入亚太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认可多边互认协议PAC第十一届年会在韩国举行

2004年7月5日至9日，太平洋认可合作组织(PAC)第十一届年会在韩国汉城举行。在本届年会上，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被接纳为PAC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认可多边互认制度成员并签署了互认协议。这标志着中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认可制度达到了国际水平，中国认可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结果与外国同行具有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