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秩序演化、地缘框架与中美关系

世界政治经济权力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是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大趋势,中美关系重构与亚太秩序重塑关乎未来国际秩序样貌。从长时段和全球史视角来看,亚太秩序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自摆脱欧洲殖民主义“覆盖”之后,在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主导下不断演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多场战争塑造了亚太秩序的结构,从多极到不稳定两极,再到单极,亚太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自主性,亦成为全球国际秩序的重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离与碰撞贯穿于亚太秩序演变之中,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两次形成两极格局,双方的竞斗与博弈塑造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框架。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是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空间的大事件,也是与亚太秩序的复杂协同演化进程。

包容性地区秩序:《东盟印太展望》与亚太秩序的构建

在地区秩序构建中,东盟的角色和作用具有演进性特点。东盟的成立创造了成员国之间的和平,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主导“东盟+”结构是积极管理东亚地区秩序的现实尝试。2019年6月,东盟针对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东盟印太展望》(AOIP)。AOIP的产生符合东盟作为地区秩序构建者的发展逻辑,也是当前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中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AOIP开创了亚太秩序构建的“第三条道路”,有助于促进亚太地缘结构的动态平衡,促进亚太规则的开放与包容,塑造对华有利的周边环境。但鉴于印太大国博弈的紧张态势及东盟自身的结构性限制,AOIP在推进亚太包容性地区秩序构建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文章通过梳理东盟在地区秩序构建中的角色,提出《东盟印太展望》是东盟构建包容性地区秩序的最新实践,有助于缓和中美地区秩序博弈。鉴此,中国可以在2021年底达成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率先打出中国-东盟共同推进AOIP的相关倡议和具体内容,下好撬动新一轮亚太秩序构建的“先手棋”。

美日同盟与东盟:亚太秩序大较量

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与东盟主导地区进程、地区秩序主张和未来秩序形态,并在经济、文化与安全领域展开密切互动与激烈竞争。在经济领域,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主推的RCEP;在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美日同盟所倡导的美式民主与价值观念和以东亚共同文化传统;在安全领域,则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同盟模式和以东盟通过权力均衡与多边机制确保安全的集体安全模式。两种模式并驾齐驱,相互竞胜,使东亚出现了两种差异化的地区进程,其互动模式必将对未来亚太地区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其对亚太秩序的影响

拜登政府将印太地区视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最主要的战略挑战,试图通过实施前沿外交、前沿军事部署以及推进“印太经济框架”,拉拢域内外盟伴,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竞争,维护美国的地区霸权。尽管拜登政府实施“印太战略”面临美国全球战略平衡、资金投入瓶颈、盟伴协调困境以及国内外政策连贯性欠缺等诸多挑战,但是美国将继续推进相关政策举措,已经并将继续对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造成冲击,不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论当代亚太秩序困境与中国关切

当代亚太秩序从力量、利益与机制上都处于安全结构与经济合作结构不匹配的困境中。其重要原因: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政治安全结构和经济合作各自在去冷战化方面具有非对称性,且两者彼此影响,表现出非应然性与畸形化,域内争端多极化及相关诉求方的零和博弈,域外行为体的非正常介入。这些使当代亚太秩序出现"机制"层面上的政治安全无常与经济合作冷热不定两种趋势并存。亚太局势与中美关系密不可分。

国际体系的转型与亚太秩序的重构

当前的国际体系处于加速的转型时期，其间充斥着激烈的大国竞争与博弈。大国实力格局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动力，进而带来了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变化。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给亚太地区行为体间关系的调整带来了空间，亚太地区秩序有了重构的需要和可能。中美两国是构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的两大支柱，中关关系的稳定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国力持续提升推动实力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在构建新的亚太地区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日澳双锚”如何推动亚太安全秩序转型

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日本和澳大利亚凭借能力投射、关系连接、代理制衡三大功能成为美国极其倚重的“南北双锚”。日澳既重视维护美国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又有实现地位提升和加强安全保障的意愿。2013年以来,日澳借联盟管理机制处理与美国的矛盾分歧,通过强化防卫能力建设、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推动对华竞争、引领小多边合作等,推动着亚太权力分配格局重塑、权力关系对抗化和制度上的重叠竞争。然而,由于美国在联盟管理上对日澳拥有不对称优势,两国往往需要服从于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亚太安全秩序转型不能完全反映两国利益。中国应重视日澳在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就地区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同日澳深化共识、协调行动。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与对亚太安全秩序的挑战——基于施动者—结构的分析

美国在亚太安全秩序中占据绝对权力优势,东盟扮演着机制规范的“中心性”角色,中国在观念共识层面的引领性作用突出。优势各异的多元施动者不仅是亚太安全秩序弱稳定性的来源,也是影响地区秩序维系与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美英澳安全合作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三方军事协作,曾在权力、观念与制度维度挑战了地区与国际秩序。2021年9月以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发展给亚太安全秩序带来诸多挑战。该安全伙伴关系在权力维度将推动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复杂化,削弱地区与国际军控体系。其在观念层面对“小多边”身份认同的强调,会强化地区阵营对抗与观念分歧。美英澳三方实施的“安全化动议”在削弱东盟主导的机制规范影响力的同时,也将增加亚太安全秩序的不稳定性。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亚太地区秩序演变

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制造打压和孤立中国的集团政治生态,但当前中美关系并非“冷战模式”,不会升级为经济隔绝情况下两个平行的军事联盟体系和意识形态阵营的直接对抗。亚太地区秩序走向更多取决于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互动,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并成为地区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为地区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大力量,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

盟友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中的作用与限度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是地区权力对比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美国盟友也扮演了不同角色,分别是:核心盟友充当地区霸权代理者,推动联盟承诺的扩展与深化;中间盟友充当大国博弈中间人,通过多边安排赢得对冲空间;与中国有冲突的盟友则试图利用联盟实现自身利益。总体上盟友间的联系提高了信息沟通效率,强化了盟友间的共识,提供了合作节点,整合了联盟内部资源,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整合能力不足,以及安全承诺的不稳定。

敛合与分裂: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双重维度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面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复杂演变,中国可采取经济多边主义取向、尊重东盟中心架构、维护区域治理理念和寻求合作契机四种路径推进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为中国经略周边、重塑周边、引领周边乃至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

在全球层面,当前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收缩。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正在重塑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美互动如何塑造未来的亚太秩序,因而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文章认为,美国过去十余年间在战略上已经过度扩张,未来将继续大幅削减其军费开支,加之强有力的竞争者出现和对盟友承诺会持续加重美国的战略负担,未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收缩已经不可避免。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可选择的手段很多,包括缩减在亚太的驻军、放弃部分战略承诺、与对手或潜在对手达成和解、分化对手的盟友和战略伙伴等。然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收缩的影响是复杂的,这不仅给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同时也给亚太秩序带来了挑战。为此,中国应该谨慎应对,追求有限的战略目标,秉持一种渐进性的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对亚太秩序与两岸关系的影响

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为标志,昭示着该倡议的实施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带一路"倡议形塑两岸关系新的亚太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经济方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发展动力、资金支持和实质增长;政治方面,为在亚太政治秩序的变革提供中国方案并塑造新型的亚太政治格局;安全方面,有利于以对话和协商解决亚太安全难题,并为亚太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两岸关系方面,对蔡英文当局的对美政策、对日政策以及其大力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带来重要而深刻影响。"一带一路"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机遇,有利于两岸经济合作,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提供契机。但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将损害倡议所产生的各方面红利。

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

随着所谓"亚太世纪"的出现,美国的全球利益和战略重点不断"东移",原有的以安全-贸易交易为主轴的"辐辏"结构面临着中国、印度崛起以及地区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挑战。为安抚亚太盟友,瓦解地区一体化形成排斥或削弱美国主导权的倾向,美国提出对亚洲的"再确认"战略,确立了基于共同战略、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亚太三环外交体系,形成了以伞型结构为特征的新亚太秩序观。美国的新亚太秩序观既具有动态性、复合性、开放性,也面临着经济与安全、地区化与全球化、多边与双边等矛盾和挑战。

轮回: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演变(1978～2018)

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已经持续40年,其开端是1978年12月中美建交,那之后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同中美关系起伏动荡和向前发展等,也基本是同步的。从历史角度看,2018年开始以贸易冲突为中心的中美关系的急剧和系统性恶化,其严重程度和目前呈现的演变趋势的确令世界瞩目。未来的发展很可能证明,亚太地区正在经历又一个"划时代",中美关系将在以争斗为主调的演变中形成一种"新范式",并给亚太秩序带来严重影响。

2015年中美亚太新秩序博弈激烈复杂

2015年是亚太秩序深刻重塑与大国博弈激烈复杂的重要一年。亚太格局呈现为六大力量即中、美、日、东盟、印度和俄罗斯,美日同盟与中俄战略协作两大"集群"此消彼长,中美博弈成为左右亚太格局的主要矛盾。美国奥巴马政府着力"转向亚太",强化军事优势,加强经济攻势,投机取巧利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竭力谋求亚太秩序主导权。中国扎实经略周边,发挥经济特长,强化安全能力,力争亚太秩序主动权。中美以地区多边机制为工具、复杂博弈亚太经济新秩序,呈现"分庭抗礼"之势。中美以南海为焦点、激烈博弈亚太安全新秩序,呈现"美攻中守"之势。

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演变(1978-2018)

自1978年以来,亚太地区形成并维持了约40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中美战略合作的形成和维持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这40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78年秋季,结束于冷战体系的解体。1978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亚太安全秩序革命之年,即基本结束了冷战开始阶段围绕战争和大国对抗而构建起来的对抗性秩序。

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

2017年以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重新活跃。"四边对话"以"印太"为合作地域,以推进海上安全合作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合作内容,旨在通过四国间的协调行动,应对地区形势的显著变化,构建与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四边对话"的重新活跃反映了各国围绕地区秩序在外交、经济与安全领域展开合纵连横与力量博弈的新动向。中国既要警惕其战略意图,同时秉承合作、包容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寻求与拓展各地区机制间的对话、对接,共同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百年变局下的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美国、日本、东盟作为亚太区域最重要经济体,彼此互动频繁,亚太区域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以构建区域新秩序和新关系为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多层次务实合作,整合"碎片化"区域架构,不断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亚太区域秩序构建提供新动力。展望未来,亚太区域大国需要在弥合分歧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合作领域。中国作为亚太区域大国,可继续加强与东盟的务实合作,维护APEC等亚太多边合作平台,防范区域制度性分裂,推动构建包容性亚太区域新秩序。

印太还是亚太?——空间演化、地缘重组与区域秩序未来

自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以来,“印太”成为政策和学术话语中的主导性概念,大有取代“亚太”之势。印太和亚太虽仅一字之别,但其指代的空间秩序大异其趣,印太是源自欧洲-大西洋秩序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延伸和覆盖,而亚太则是亚洲-太平洋自发秩序演化的产物。从长时段而言,亚太地区自然空间的特性规定和框定了地区秩序演化的逻辑。近代以来,欧洲-大西洋秩序强加于太平洋的殖民秩序在20世纪的剧烈革命和战争中崩溃和瓦解,基于列强争霸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印太空间或者太平洋秩序的观念和方案惯性依旧,是亚太秩序生成和演化的时空背景。亚太区域秩序是全球空间、区域互动、大国政治以及国家身份等要素的嵌套与叠加。在全球化之下,亚太秩序有可能超越和克服欧洲-大西洋秩序的零和博弈的逻辑,在互联互通的网络中生成新的基于合作导向的共同身份,构建容纳各方的包容性合作场域,为大国的战略竞合提供新“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