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联盟多边化的可能性——基于协同性和威胁源的分析

当前美国对华遏制持续深化,不断推行“印太战略”,这使其亚太地区的双边联盟是否可能重组为“亚洲版北约”多边联盟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通过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美国近期着力推进的多边机制的分析,本文认为虽然可能存在多边联盟形成的条件,但除了美国对华遏制较为坚决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在与美国的多边合作中各有盘算,不愿与中国全面为敌。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纸上谈兵的“中国威胁论”不足以使美国和亚太各国仅依靠政治因素建立完全脱离中国的技术供应链,但美国可能会先促成“小三边”或四边联盟,然后步步推进,并基于朝鲜半岛、台海和南海局势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联盟间的有机联动。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国可考虑从多角度着手,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与中国周边战略

奥巴马执政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的势头,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这一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进行的路径推进的。一方面,美国强化了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最突出的举措就是通过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学术界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立足于联盟经济理论,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安全事务与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后发现,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安全效果的增强,其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也愈发明显,这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在的挑战和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虽不甚明显,但是它的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我们应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中国的周边战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美国亚太联盟管理困境评估

二战后至今,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在不断演进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管理困境,如联盟战略目标几度更改、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盟主领导力下降、国际信誉持续走低等。其主要原因是,错把中国当做亚太联盟的战略目标,导致盟友面临“选边站”困境;联盟成员自身安全需求度降低,美国对亚太盟友互惠程度下降,联盟内部离心力加大;美国甚至以金钱来衡量亚太联盟的价值,引发盟友严重的不信任,同时联盟还受到美国总统个人因素的影响。展望未来,拜登政府重视联盟作用,却难以医治亚太联盟内部顽疾,美欧信赖感的降低对美国亚太联盟产生消极的传导作用,中国因素日益增大,加大了美国盟友“选边站”的安全成本,甚至在消解美国亚太联盟的存在价值。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分析

美国正不断推进其亚太联盟体系的联网建设。在此进程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成为网络构建的关键节点,议题指向、安全指向、结构对称化、机制融合化是网络结构内部联系的主要特点。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位置赋予更加明确的权力、关系传输更加复合的资源、互动构建群体性信任。基于此,对联盟体系成员而言,网络结构使得美国管理成本与职责易于分散化,促进关键盟友汲取、运用更多资源,并吸引更多成员使得体系规模扩大;对联盟体系的整体运作而言,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运作高效化、更具灵活性、并具有更强的抗压性。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问题、趋势及影响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进程正如火如荼。在此进程中,美国及其盟友仍然面临着关键问题:责任分散与权力集中之间存在矛盾、盟友间竞争带来联盟体系的不稳定、运作效率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联盟网络体系与外部机制的融合问题、盟友战略与寻求合作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将朝着高度军事化、管控多样化、协同灵活化、机制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迟缓亚太"安全复合体"权力架构的正向整合,挤压地区化安全模式的发展空间,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构建,阻碍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对象的选择。

多边安全合作与美国亚太盟国的地位测度研究

当前美国正在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在亚太地区组建了诸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要求盟国予以支持,盟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上升。但美国的亚太盟国却并未完全追随美国,而是选择性地参加这些多边合作安排,相应地,各盟国在该安全体系中也存在显著的地位差异。本文探究了在此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之间出现地位差异的原因。本文提出,对美国亚太盟国进行地位测度的关键在于确定盟国与美国的威胁认知共识差异和安全分工水平差异。威胁认知共识决定了盟国是否选择加入多边安全机制;在此基础上盟国的安全分工水平决定了其在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对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当盟国与美国存在威胁认知共识,则会加入议题性多边安全机制;若盟国在其中的安全分工水平高,则居于重要地位,若安全分工水平低,则居于次要地位。若盟国与美国不存在威胁认知共识,则不会参加议题性多边合作,因此只能居于边缘地位。本文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三个盟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为案例验证上述假设。美国小多边安全合作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压力。探究盟国在其中的参与逻辑与角色地位,对中国消解周边军事安全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走向瓦解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长期维持着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亚太联盟体系是美国维持这一优势的关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结果是中国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之间的张力逐渐增加,并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从美国的亚太盟友、亚太地区的美军驻军数量、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内的主导权和亚太地区的产业链四个重要指标来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在历史上是逐渐衰落的,其松动或瓦解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方式、战略妥协、国内政治和威胁消失四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将会部分瓦解,根本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将重塑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并塑造周边国家的行为模式。其二,相对衰落也会使得美国维系亚太联盟体系的意愿下降,并损害其国家声誉。其三,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双边联盟关系无法避免走向部分瓦解的命运。在5—10年内,美国更倾向于选择强化联盟关系。在未来10—30年,中国进一步发展和个别美国亚太盟友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美国亚太联盟体系部分瓦解。理解未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松动或瓦解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中国准确把握世界大势、积极应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

自"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的亚太联盟凝聚力整体得到强化。但出现的经验困惑是:为什么在美国强化亚太联盟的共同背景下,美日联盟、美韩联盟以及美澳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单极体系下联盟安全合作的动力是获益,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博弈空间最大,因此,盟国间应对联盟对象国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决定了联盟凝聚力的变化。通过对美日联盟、美韩联盟以及美澳联盟的比较研究发现,三组联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差异性导致其凝聚力强化程度的差异性,战略行为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牵制中国的效果。在对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变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政策启示是,随着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取代"重返亚太"战略,中国需警惕未来美国的亚太联盟发展成一个高度团结的制衡性联盟体系,且需更加合理地使用对抗和安抚的战略手段,增强或维持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的分歧,使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保持在较低水平,以化解美国"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特征。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维系与转型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了以双边联盟为基础的亚太联盟体系,成为美国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主要手段。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虽然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但"中心—轮辐"体系的主要特征始终得以维系。这一体系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联盟体系所处的外部环境的转变形成了一种累积效应,逐渐改变着联盟体系并挑战体系的典型特征,对美国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角色以及联盟体系产生着重大影响。

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的强化:趋势与问题

美国亚太联盟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调整与强化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冷战后,通过巩固东北亚、强化东南亚、激活南亚太,美国亚太联盟实现了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内容拓展、联盟结构调整、联盟规范明晰、联盟互动增强、联盟手段多样化等强化调整。美国亚太联盟已呈现整体强化趋势,并且局部多边合作提升明显。美国不仅加强了与条约联盟的关系还强化了其与安全伙伴、准联盟的关系,共同推进其亚太联盟强化。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出民主联盟、因事联盟、海洋联盟、多边协作联盟等多种态势,但美国亚太联盟强化也并非线性发展,面临着战略契合、经贸摩擦、民主波动、民意薄弱、风险加剧五大难题,这将对中美关系、亚太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拜登政府的亚太联盟政策探析

联盟关系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支撑,亚太联盟更是美国遏制竞争对手和维护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工具。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淡化特朗普政府对亚太联盟的冲击,不断调整亚太联盟政策。在政策理念方面,淡化"美国优先",强调价值观共识;在联盟管理方面,减少权力强制,注重制度约束和利益协调;在联盟目标方面,更加重视全球治理合作;在合作模式方面,延续"印太战略"框架,扩展亚太联盟体系。这些虽有助于美联盟关系的有限改善,但同时也增加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剧亚太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受制于美国国内问题的牵绊、联盟内部的矛盾、亚太盟国的忧虑等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修复亚太联盟仍将面临不少困难。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亚太联盟关系新调整

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调整对亚太联盟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使之呈现安全强化和经济弱化的双重趋势。政治方面,美国与盟国之间仍保持较为频繁的沟通但亲疏有别;安全方面,美国与盟国合作整体加强但联盟防务分担分歧增加;经济方面,美国迫使盟国不断让步加剧了联盟经贸摩擦。此轮亚太联盟调整呈现出联盟责任不断向盟国倾斜、多边安全合作更加明显、联盟内部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分化加剧等鲜明特点。受此影响,亚太联盟将产生安全聚合作用更加突出但持续性存疑、联盟经济利益分化明显且短期难以改变、盟国"选边站队"困境加剧等多重趋势。对于中国而言,要逐渐增加中国与美国亚太盟国之间的双多边合作,促进一些"中美邻"合作机制,拓展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空间,实现周边外交和对美外交的有机协调。

亚太血液联盟成员与大陆省级采供血机构部分执业指标比对结果比较分析

目的对亚太血液联盟(APBN)成员与我国省级采供血机构部分执业指标比对结果比较,识别采供血最佳执业实践。方法 APBN 8个成员和大陆23家省级采供血机构,根据APBN比对指标的名称、指标定义、计算公式和计量单位,收集统计2014-2017年期间"采供血服务人口数"、"全血和单采血小板采集量"、"各类献血点采集全血比例"、"献血者延迟献血率"、"千人口全血和红细胞供应量"和"千人口血小板供应量"相关数据,分析生成各类柱状比对图进行比较。结果 2017年APBN成员与大陆采供血机构部分执业指标比对情况:服务人口数为561万2 253-1亿2 559万vs 311万-1 604万4 700人;全血和单采血小板采集量(U)为12万5 100-473万2 000 vs 2万9 031-28万7 793;固定献血点全血采集量比例为38.5%-77.8%vs 8.3%-73.6%;献血者延迟献血率为4.4%-27.9%vs5.4%-25.9%;千人口全血和红细胞供应量(U)为19.5-65.3vs7.9-24.1;千人口血小板供应量(成人治疗量)为3.0-11.4 vs 1.1-8.2。4年间上述6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呈多样性。结论通过选取国际通用的采供血机构执业指标与APBN对标,发现我国省级采供血机构在规模、采血能力和临床供血水平尚有差距,结合自身实际执业条件,优化执业内容和方式,方能提高采供血服务能力。

亚太血液联盟:亚太地区输血事业共同发展的交流平台

亚太血液联盟是2006年成立的国际性输血组织,为实现血液安全、足量和有效联盟制定了共同发展的愿景、使命与志向。本文简要介绍了联盟的机构组成、运作方式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近年地区政策协作,成员经验交流和分享,成员执业比较工作及联盟建立的广泛国际合作网络的意义和已取得部分成果。期望我国在参与该项工作所取得的收获和体会对我国的输血事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亚太大学联盟”的发展与成就

亚太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AUAP)于1995年7月28日在泰国苏兰拉里理工大学(Suranar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成立。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48名大学校长、副校长参加了成立大会。在过去十六年中,亚太大学联盟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4月,其正式会员学校增加到216所。亚太大学联盟为促进本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朗讯宣布若干新协议并结成多个跨亚太联盟

朗讯科技公司（Lucent Technologies）6月15日宣布，该公司已经达成若干新协议并且缔结了几个新的联盟，以协助亚洲服务供货商创建并各种网络向用户交付简单、无缝、安全、便携的个人多媒体服务，这些网络类型包括3G移动、WiFi和有线网络。其中重要的合同之一是与ADSL和固定电话折扣服务的领先供货商Heisei DenDen （HDD）达成的城域光网络交易，后者计划提升其网络容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此外，朗讯已经宣布，该公司正为广东电信和环球电讯升级光网络，为新西兰和越南客户拓展3G移动高速网络。

“北约亚太化”: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

近年来,北约对亚太地区的介入不断加深,呈现“北约亚太化”态势。“北约亚太化”主要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欧洲盟国协调等因素影响,突出表现为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战略目标、以强化与亚太伙伴国家关系为主要手段、实现亚太与跨大西洋的安全联动。当前,对于“北约亚太化”的认知分歧主要聚焦于其属于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通过比较分析联盟转型与扩员的条件,可以发现“北约亚太化”的实质是北约将联盟空间拓展至亚太地区,推动联盟转型。尽管北约积极加强与亚太国家间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和互利水平有限,这使得“北约亚太化”难以发展为在亚太地区的联盟扩员。“介入亚太”已经成为北约的长期任务,会对中国周边安全、亚太地区局势与大国战略竞争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中国需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巩固与亚太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动建立与完善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妥善应对“北约亚太化”。

联盟的转型:一项概念分析

冷战结束后,军事联盟的弊端逐渐显现,"联盟无用论"、"联盟终结论"的观点不时出现。可现实是,军事联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联盟转型是联盟延续的重要原因。通过联盟转型,实现利益再协调、功能再设置、关系再调整和战略再协商,进而有可能使联盟在内外环境变更的情况下得以保持。冷战后,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极力推动其在世界各地的联盟进行调整与转型。北约转型、美国亚太联盟调整、"志愿者联盟"不断兴起等是当前世界联盟大转型的典型代表,也为联盟转型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联盟转型加剧了中国周边安全的碎片化,中国可以在继续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战略的同时,适时采取楔子战略分化敌对联盟。

美台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再认识——基于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体系的权力失衡状况,美国以应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为由,构建起与美欧联盟相比存在诸多不同特点的亚太地区联盟体系。这既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扩张的延续,也是美国对联盟认知与实践发展的产物。此间,基于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冷战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主导和控制着与台湾当局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三个阶段,美台双边联盟关系也逐步得以确立。然而国际政治中权力、利益和威胁的变化,决定了具有很强功利和实用主义色彩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最终难以避免被终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