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比较

作为新兴国家参与建立全球发展治理新机制的重要尝试,亚投行在其建制和发展过程中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呈现出机制趋异与趋同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亚投行在机制目标、制度设计、治理结构和决策模式等方面具有制度趋异的特点,展现出优势与创新。另一方面,亚投行在业务原则、融资政策、机制理念和伙伴关系等方面具有制度趋同的特点。制度趋异反映了新兴国家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获取制度合法性,回应域内国家发展需求,切实保障成员国利益的诉求。制度趋同则体现了新兴国家学习兼容主流国际规范及对标最佳实践,提升机制有效性的考虑。亚投行制度趋异和趋同现象反映出新兴国家在创立全球发展治理新机制时既追求建制的代表性,又追求机制有效性;既“推陈出新”,又“博采众长”的建制理念。

机会窗口:亚投行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角色

全球数字治理正迎来一个密集的机会窗口期,通过提供战略层面的数字治理指导和在物质基础层面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成为全球数字治理机会窗口期的有力支持者。未来,在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工具、治理环境多方面的变化中,亚投行的积极行动有助于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进程深化,为数字时代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中美良性国际制度竞争对发展中国家获取海外援助的影响——以美国对亚投行成员国的国际援助为例

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日益凸显,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也越发具有现实的学术分析和政策争论意涵。本文运用基于反事实原理的合成控制法分析美国对第三方发展中国家加入中国发起创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回应,比较了“强权惩罚”和“治理绩效竞争”两条政策路径的解释力后发现,对于加入亚投行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加大了对其援助力度,以期通过经济效益引导来稳定对象国和平衡对既有体系的外部挑战。这表明在制度理念共识基础上,中国通过提出对现有制度的有益补充机制,促使美国重新审视现有制度的不足并加以优化调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竞争机制。这种良性竞争机制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更可造福世界。

基于可持续发展金融理论的亚投行发展思路

可持续发展金融倡导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在新冠疫情中体现出其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未来将对金融业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产生较大的影响。本研究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探析亚投行未来发展之路,首先介绍了可持续发展金融理论,继而阐释亚投行的实践与面临挑战,然后分析了亚投行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提出亚投行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建议。所有这些,以期亚投行在实现自身财务和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推动亚洲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世界范围内金融的健康发展。

亚投行金融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关系、挑战与策略选择

亚投行的建立对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亚投行筹建从金融支撑、经济合作平台建立和融资链完善等方面与"一带一路"形成了战略互动关系;亚投行金融助力"一带一路"产生了较大中国效应和世界影响,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并就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进行策略选择。本文认为,亚投行金融助力"一带一路",一是要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引领作用;二是要加快推进国内商业银行的全球网络布局速度;三是要加强外汇储备金融扶持的战略支撑力度;四是要重点构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化布局,形成有效的"人民币区"。

“一带一路”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创新——亚投行的角色与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正深人推进,投资争端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面对新形势,固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已完全暴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要求。同时,亚洲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出现了大量失败的投资项目。基于此,为妥善解决可能由"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争端引发的争议,应尽快建立以亚投行为主体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的实体规则构建中,需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司法体制与环境,物化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沿线区域内我国国有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作为解决突破点,以期增强各方合作信任感,提升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定位、澄清和协调

亚投行自筹建以来,就引发了各界关于其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会产生何种影响的广泛讨论。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系"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然而关于两者间负面关系的不利论调依然存在。经济问题政治化考量的担忧固然荒谬,但出于竞争力比较的顾虑却应给予必要关注,澄清双方不存在逐底竞争等恶性关系。在良性关系的建立上,美、日等经济体的缺席对亚投行的影响有限,亚投行可以借鉴和采纳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体制的先进经验,在资金、经验和能力、信息和知识、人员和办事机构等方面相互补充,构建共益发展的新模式。在恶性关系的消除上,鉴于国际协调仍具有阶段局限性,亚投行可主动构筑逐底竞争"防火墙",并通过自我提升来消除外界对逐底竞争的顾虑。

亚投行: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里程碑

为了打破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瓶颈约束,中国倡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专门为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建成后的亚投行将在全球性公共物品供给以及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智库学者视域中的亚投行

自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后,亚投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国际智库学者对亚投行给予了高度关注。本文从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和政策、亚投行设立的原因、亚投行的影响以及亚投行的未来发展等方面总结和分析了国际智库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建设亚投行、更好地发挥亚投行的作用提供参考。

美国智库学者眼中的亚投行

自中国2013年10月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后,美国智库专家对亚投行给予了高度关注。智库专家首先对美国政府关于亚投行的态度和政策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意见。其次,智库专家从国际社会现有金融机构、金融秩序存在的不足、缺陷等方面分析了亚投行创立的必要性和吸引力。再次,智库专家对急需基础建设资金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对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和对国际秩序、格局构成的影响均进行了分析。最后,智库专家对亚投行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挑战、风险等,以及如何建设好亚投行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亚投行治理的风险防范——析政治文化变化对股权分配方式的影响

本文在对亚投行的股权分配方式和治理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亚投行的定位和特质以及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亚投行扩大所引起的政治文化分布变化,就未来可能对亚投行运营产生根本影响的因素和问题进行了预判,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及其破解——基于新李斯特理论视角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无疑是伟大的战略构想,但其成功是以创造价值链高端国内领先市场和实施国内主权信贷为前提的。然而,目前人们对其战略目标和相关风险的讨论完全忽视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和过去10多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分别是中国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的根本性缺陷,这是"一带一路"及"亚投行"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说明,如果没有对价值链高端国内市场的保护,我国就不能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战略性市场空间并带动他们相继起飞;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问题,"亚投行"不仅无助于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而且反有可能最终演变为替外国资本打天下。为了使"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伟大战略构想获得成功,保护价值链高端国内市场和改革基础货币发行制度势在必行。

国际货币的经验及“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及亚投行的设立展示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应当抓住亚投行设立的机遇,利用好这一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交流,积极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政治条件,并借"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进一步促进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提升实体经济的实力。坚持循序渐进的道路,趋利避害,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有计划有智慧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亚投行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6 463亿美元,发展迅速。企业"走出去"的过程需要金融的支持,中国金融机构一直在探索支持和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方法,而亚投行的成立,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提供了新的路径。因此,研究亚投行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十分必要。

中国如何应对亚投行治理和运营中的挑战?

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标志着亚投行筹建迈出了最关键一步。亚投行筹建得到包括英、法、德、意等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既是相关国家看好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亚洲基础设施融资中蕴含的巨大"商机"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的利益诉求的体现。亚投行成立后,中国将面临制定治理规则、防范地缘政治风险、推进融资机制改革和应对大国博弈等四大挑战。为此,中国需要做好准备,正确研判并化解地缘政治风险,建立公平、合理、多元化的融资机制,推动亚投行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

亚投行引领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近年来已进入到由周边化向区域化过渡阶段,亚投行的建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及存在的问题,分析指出,亚投行将通过改变中国出口导向模式,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论IMF贷款条件性改革动向对亚投行的发展启示

IMF贷款条件性是IMF长久以来为贷款需求国提供资金援助而设立的有关政策要求。IMF两个资金账户中除一般资源账户储备部分和特殊提款账户特殊贷款类型外,IMF均设置了严苛的贷款条件,同时新增SDRs分配也并未能从实质上削弱IMF贷款条件性规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倡导建立的政府间多边开发机构,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条件贷款,其相较于其他金融安排拥有及时性救助、区域化资金归集、危机有效预防等优势。尽管亚投行还不成熟,但是其能从IMF贷款条件性改革动向中如改变SDRs属性和使用范围、平衡不对称权利义务分配、明确贷款条件性具体解释规则等方面获得启示,逐步实现自身完善和发展,推动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繁荣。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实现减贫目标吗?——来自亚投行成员国的经验分析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全球减贫与发展,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互利共赢融资平台的战略要义,但目前却鲜有研究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减贫效应进行系统识别。本文采用亚投行71个成员国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减贫效应,并考察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成员国产生减贫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有助于成员国实现减贫目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成员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将会降低1.992个百分点,贫困差距将会缩小0.563个百分点。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减贫结论依然成立;相较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减贫红利;在影响机制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全球化效应对成员国产生减贫作用。本文研究丰富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实证支撑。

亚投行怎样扎实走好下一步

即使已有部分发达经济体加入,亚投行作为中国主导、南南合作平台的性质也没有发生改变。其南南合作的形式,对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国际格局起到了有益的平衡和补充作用。

“亚投行”在突破TPP壁垒中的法律应对

"亚投行"系中国倡议的首个政府间、区域性的多边金融法人机构,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环节,亦是中国突破已达成的TPP贸易区壁垒的重要着力点。"亚投行"将重点服务于亚洲区域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建设,助益亚洲区域贸易、融投资规则的一体化发展。与TPP完善的投融资规则相较,"亚投行"需要完善内部治理规则,建构"贷款投资保险机制"、"贷款争端解决机制"等融投资治理框架,以应对TPP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