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骨质疏松自我评估工具在骨质疏松症筛查中的作用

目的分析用亚洲骨质疏松自我评估工具指数与双能X线诊断骨质疏松症的一致性。方法对1 131名受试者进行问卷调查,测量体重、身高及骨密度,计算OSTA指数。按OSTA<-4、-4～-1和>-1分将受试者分为骨质疏松高、中、低风险组,并按T值≤-2.5、-2.5<T值<-1、T值≥-1分为骨质疏松、骨量减少、骨量正常的标准进行统计学分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判断OSTA指数预测骨质疏松的价值。结果 (1)腰椎T值(r=0.34,P<0.001)、髋部T值(r=0.601,P<0.001)与OSTA指数呈显著正相关。(2)同一年龄受试者中,男性OSTA指数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女性比男性提前10年进入骨质疏松风险。(3)低风险组占总人群的40.2%,中等风险组为32.5%,高风险组为27.3%。低、中、高3种不同风险程度人群骨质疏松症发生率分别为26.4%、58.3%和84.5%。(4)以OSTA指数与腰椎T值、髋部T值预测骨质疏松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98、0.858和0.963,三者均有统计学意义。OSTA取值越大,其敏感性越高,特异性越低,准确性相似。结论骨质疏松预防重于治疗,选择敏感性高的截点值能筛选出更多的骨质疏松危险人群。

OSTA评分与BMI对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骨质疏松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中骨质疏松及骨量减少的流行病学特征,并评估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Screening Tool for Asians,OSTA)评分、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对该人群中骨质疏松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2年12月于我院骨科治疗的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432例,其中男性120例,年龄72.0±5.4岁;女性312例,年龄67.2±31.1岁,患者均在入院前3个月内或入院后于我院接受双能X线吸收仪(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检查及腰椎CT扫描。根据患者年龄、身高、体质量数据计算患者OSTA评分及BMI,使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年龄、性别患者骨质疏松及骨量减少的发病率,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确定最佳截断值,并计算该截断值下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结果:根据DXA检查结果,骨质疏松患病率在65岁以上男性与50岁以上女性患者中分别为14.17%及37.50%,骨量减少患病率分别为52.50%及48.08%,腰椎与髋部DXA诊断符合率为60.2%。在不同年龄组别女性患者中,骨质疏松或骨量减少的患病率高年龄组大于低年龄组,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65岁以上女性患者骨质疏松患病率高于男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在DXA判定为骨量减少或正常的297例患者中,11.78%的患者在CT检查中达到了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OSTA评分预测男性及女性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骨质疏松的灵敏度均为55.56%,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9.04%及79.19%,对于骨质疏松的预测价值有限;BMI在男性及女性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中的AUC分别为0.672及0.668,灵敏度分别为77.78%及73.50%,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3.10%及76.69%,对骨质疏松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在经CT值修正骨质疏松诊断后,OSTA评分及BMI在男性及女性患者群体中的筛查效能均有提升。结论: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群体骨质疏松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患病率高于普通人群,其中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OSTA评分在该人群中对骨质疏松的预测价值有限,而BMI可作为该人群骨质疏松的初筛工具之一。

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在上海社区老年人群椎体骨折评估中的效用

目的探讨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在评价社区老年人群椎体骨折中的临床意义。方法纳入上海社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2 809例,计算OSTA指数,同时行胸腰椎侧位X线摄片,根据Genant椎体骨折半定量法进行骨折程度判定,分为骨折组和非骨折组。结果女性骨折组年龄高于非骨折组(80.2±7.3)vs(75.7±6.9),骨折组OSTA指数低于非骨折组(-4.46±2.83)vs(-3.37±2.4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男性骨折组饮酒史比例高于非骨折组[(24.3%vs 18.79%),P<0.05]。女性OSTA指数高度风险组椎体骨折率高于中度风险组和低度风险组[(27.58%vs 12.62%vs 13.95%),P<0.001];男性OSTA指数低度风险组、中度风险组和高度风险组3组间椎体骨折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STA指数评价老年女性椎体骨折、骨折程度及骨折个数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0.8%、60.4%;61.7%、76.6%;56.9%和76%(P<0.001);OSTA指数评价老年男性的中重度椎体骨折的敏感性为80.8%,特异性为44.9%(P<0.001)。结论 OSTA对判定社区老年女性的椎体骨折尤其是中重度骨折有一定效用,可作为简便可行的临床筛查工具。

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和体质量指数筛查老年骨质疏松症效果比较

目的比较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和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对骨质疏松症的预测效果。方法使用双能X线吸收检测仪(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测定50岁以上体检者5 745人(男性2 094人,女性3 651人)的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值,计算OSTA指数和BMI,分别评价两者对骨质疏松症的预测效果。结果股骨颈BMD均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OSTA指数预测股骨颈骨质疏松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女性为0.817,男性为0.797,最佳诊断切点为-1.75(女)和-1.70(男)。BMI预测男性股骨颈骨质疏松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s,AUC)为0.736,与OSTA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最佳诊断切点为22.9 kg/m^2。女性OSTA预测股骨颈和腰椎骨质疏松的ROC曲线下面积均高于BMI(P<0.05)。结论 OSTA和BMI可用于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筛查,女性更适合应用OSTA指数。建议OSTA最佳干预界值为-1.7,BMI预测骨质疏松的最佳切点男性为23 kg/m^2,女性为21 kg/m^2。

亚洲骨质疏松自我评价工具对成都地区部分中老年妇女筛检效果评价

目的观察亚洲骨质疏松自我评价工具(OSTA)对成都地区部分中老年妇女骨质疏松(OP)、低骨量(osteopenia)的筛查效果及不同部位筛查结果的差异。方法采用双能X线骨密度仪(DXA)测定5293名年龄40～96岁的成都地区健康女性骨密度。测量部位包括腰椎1-4(L1-4)、左股骨颈、大转子、Wards区、股骨干和全髋的骨密度。根据公式计算亚洲骨质疏松自我评价工具(OSTA)得分,按OSTA≥0、-5<OSTA<0、OSTA≤-5将研究对象分为低、中、高危险性3个级别或按OSTA≥0、OSTA<0分为低、中高危险2级。与双能X线骨密度仪(DXA)测定的不同部位T-score进行对比,通过灵敏度、特异度、Kappa值、ROC曲线下面积等指标进行评价。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结果腰椎、股骨颈、全髋OP检出率分别为:26.9%、16.6%、9.5%,低骨量检出率分别为33.6%、44.2%、34.9%。OSTA指数低、中、高危险者分别为:49.4%、43.0%、7.6%,低、中高危险者分别为49.4%和50.6%。腰椎+股骨检测OP、骨密度异常率分别为:31.1%和72.2%,高于腰椎或股骨检出率。OSTA对不同骨骼部位筛查(T-score<-1)灵敏度为61.9%～77.4%,特异度为70.9%～80.2%;对OP筛查(T-score≤-2.5)灵敏度为75.7%～95.6%,特异度为57.0%～62.6%。低、中、高危险性分类中OSTA与T-score一致性Kappa值为0.176～0.398(P<0.001)。低、中高危险分类OSTA与T-score一致性提高,Kappa值为0.323～0.488(P<0.001)。T-score<-1、≤-2.5不同部位筛查ROC曲线下面积为0.760～0.819和0.749～0.887(P<0.001)。结论 OSTA对筛查中老年妇女OP具有一定价值;不同部位、不同T-score截断值OSTA筛查效果存在差异。

社区运用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及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筛查骨质疏松症的效果评价

目的:评价社区运用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筛查骨质疏松症的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5-8月400例成都某社区绝经后妇女和年龄大于50岁的男性为研究对象。设计问卷调查表,收集受试者基本人口学资料、病史资料、骨质疏松症相关危险因素,并对400例受试者进行OSTA评分、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及双能X线骨密度(DEX)测定。比较单独或联合运用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筛查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价值。结果:单独运用OSTA、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作为筛查标准时ROC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742、0.676,切点值分别是:-2.7、6.5,其敏感度分别为64.50%、62.30%,特异度分别为68.60%、62.50%,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多因素回归分析方程为:Y=-0.278OSTA+0.360IOF-2.746。OSTA联合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作为筛查标准时,ROC曲线下面积是0.779,Y=-6.1748,此时敏感度为73.10%,特异度为70.20%。当OSTA≤-2.7或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评分≤6.5满足其中之一即可诊断为骨质疏松症,其敏感度为77.84%,特异度为62.05%;当OSTA≤-2.7和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评分≤6.5同时满足时即诊断为骨质疏松症,其敏感度为26.14%,特异度为96.43%。结论:单独或联合运用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筛查骨质疏松症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对老年人骨骼肌减少的筛查效果

目的评估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对老年人骨骼肌减少(SML)的筛查效果,为分级诊疗中各级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单位使用OSTA筛查老年人SML提供临床证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2017年1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海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1160名老年人临床数据,双能X线吸收法测量四肢骨骼肌质量、股骨颈骨密度、腰椎骨密度、股骨颈T值和腰椎T值,计算相对骨骼肌指数。分析OSTA筛查SML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获取最佳Youden指数的OSTA筛查截点。结果老年男性、女性的SML患病率分别为31.2%和10.9%。男女老年人群中SML者的年龄均高于非SML者(P<0.05),而体质量、体质量指数、股骨颈骨密度、腰椎骨密度、股骨颈T值、腰椎T值均低于非SML者(P<0.05)。OSTA与计算相对骨骼肌指数、股骨颈骨密度、腰椎骨密度呈正相关(P<0.05)。老年男性、女性OSTA筛查SML的最佳截点分别是-1.5、-3.9,对应的AUC最大(P<0.001),其敏感度分别为70.5%、74.2%,特异度分别为79.9%、80.0%。结论OSTA能较好地筛查出老年人SML,可用于分级诊疗中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议老年男性筛查截点为-1.5,老年女性筛查截点为-3.9。

应用骨折风险因子评估工具识别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

目的应用世界卫生组织骨折风险因子评估工具(FRAX)识别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方法在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进行骨密度测量的绝经后女性103名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64.1±9.8)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计算骨折风险(不应用骨密度)和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指数。结果共检出骨质疏松症患者43例,骨质疏松组年龄明显高于非骨质疏松组(P<0.01)。骨质疏松组OSTA指数明显低于非骨质疏松组,10年髋部骨折风险和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明显高于非骨质疏松组(P<0.01)。OSTA指数识别骨质疏松症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34(P=0.000),准确性中等。10年髋部骨折风险识别骨质疏松症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66(P=0.000),准确性中等。结论 FRAX工具同样可用于识别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但并不优于OSTA指数。

OSTA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骨质疏松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患者骨质疏松风险评估中的应用前景。方法:根据OSTA风险分层,对33例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其中COPD23例,进行相关特征的分析。结果:COPD组骨质疏松中、高风险患者所占比例较对照组高。COPD组中不同风险组间在身高差、体重、BMI,甲状旁腺激素(PTH)、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任何重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Major osteoporotic)、髋部骨折(Hip Fracture)概率及深吸气量(IC)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OSTA与下列因素的相关性存在统计学差异,其中与身高差、Major osteoporotic概率、Hip Fracture概率、PTH、Hcy呈正相关,与体重、BMI、用力肺活量(FVC)、IC呈负相关。结论:COPD患者骨质疏松的风险较高,对于尚不具备双能X线吸收测量法(DXA)检测条件的基层医院,OSTA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初步筛选工具。

单独或联合握力和OSTA指数在诊断骨量下降/骨质疏松症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女性人群中手握力与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指数组合确定骨量减少及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的作用。方法选取上海瑞金医院313名年龄20~85岁的女性患者进行横断面研究。询问饮酒及吸烟史、疾病史、生活史和骨折史,测量身高、体质量、腰围、臀围、握力和身体脂肪含量并计算OSTA指数。测定生化指标(肝肾功能、电解质、血脂、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双能X线吸收检测法(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检测腰椎和股骨近端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结果绝经后女性握力与L1-4 BMD(r=0.329,P=0.000)、L2-4 BMD(r=0.329,P=0.000)、股骨颈BMD(r=0.313,P=0.000)和全髋BMD(r=0.343,P=0.000)呈正相关,且不受年龄影响。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显示握力筛查骨量减少/OP阈值为22.8 kg(敏感度为70.7%,特异度为56.1%,曲线下面积=0.674),握力联合OSTA指数≤-1筛查骨量减少/OP的阈值为20.45 kg(敏感度为81%,特异度为31%,曲线下面积=0.810)。结论握力与OSTA指数结合使用可能成为反映骨丢失和女性骨量减少及OP的筛查方法。

OSTA指数与跌倒风险评估工具在绝经后女性人群中的联合应用

目的了解绝经后女性人群的骨质疏松风险及跌倒风险状况,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导综合防治骨质疏松症及预防跌倒导致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方法采取前瞻性研究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就诊且符合纳入标准的绝经后女性,采集基本信息。采用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指数评估骨质疏松风险,采用修订版跌倒效能量表(MFES)及社区老年人跌倒风险评估工具(FROP-Com)评估跌倒恐惧心理和跌倒发生的风险,采用简易躯体能力测试工具(SPPB)评价躯体综合能力。依据OSTA指数评分将研究人群分为三组,即骨质疏松低风险组、中风险组、高风险组,比较不同骨质疏松风险组人群的跌倒效能差异性、跌倒风险差异性及躯体综合能力差异性。同时分析骨质疏松高风险发生情况与MFES、FROP-Com、SPPB评分之间的关系。结果共收集符合纳入标准且数据完整的绝经后女性231例,年龄50～85岁,平均年龄为(67. 6±8. 6)岁,平均绝经年龄为(49. 0±3. 8)岁。其中骨质疏松低风险组89例(38. 5%)、中风险组100例(43. 3%)、高风险组42例(18. 2%)。骨质疏松高风险组的跌倒恐惧心理及跌倒发生风险均高于中风险组和低风险组(P <0. 05),中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骨质疏松高风险组的躯体能力评分低于中风险组和低风险组(P <0. 05),中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MFES评分、SPPB评分与骨质疏松高风险呈负相关,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FROP-Com评分与骨质疏松高风险呈正相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在绝经后女性人群中,高骨质疏松风险和高跌倒风险往往同时存在,需要早期全面评估并发现高危人群,积极防治骨质疏松症的同时联合心理干预、预防跌倒、肌力训练等措施,降低跌倒发生的风险,最终降低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的风险。

BMD、OSTA和FRAX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骨折的预测价值分析

目的:探讨BMD、OSTA和FRAX对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骨折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14年1-12月在本院诊断的70例严重骨质疏松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是否发生骨折分为骨折组18例和非骨折组52例,比较两组患者的骨密度、骨转换指标以及FRAX结果。结果:骨折组患者BMD水平(-3.9±0.6)显著低于未骨折组,OSTA评分(-1.1±0.4)分显著低于未骨折组,而FRAX指数(5.8±1.1)显著高于未骨折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FRAX联合BMD对骨折风险的预测价值最高,OSTA相对较差。结论: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症发生骨折患者骨密度、OSTA评分显著低于未骨折患者,而FRAX指数显著高于未骨折患者,进一步分析,FRAX指数联合BMD对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骨折的预测准确性最高。

OSTA指数与体重指数对于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预测效果评价

目的评估亚洲骨质疏松自我评估工具(OSTA)和体重指数(BMI)预测社区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的效果。方法利用双能X线吸收仪测定320例绝经期女性的骨密度,计算OSTA指数和体重指数,并评价他们对于骨质疏松症的预测效果。结果腰椎和股骨颈骨质疏松检出率分别为25.9%和35.9%,OSTA指数和BMI都和骨密度有明显的相关性。以OSTA≤-1作为临界点,预测腰椎、股骨颈骨质疏松症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5.3%和69.1%。如果按照BMI≥23.0相应的指标为67.0%和55.6%。结论 OSTA指数和BMI对于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都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但是灵敏度都特别低。相比而言,OSTA指数更为简单方便,也有更好的评价效果。

2型糖尿病患者OSTA指数、25(OH)D水平与骨质疏松的关系

目的分析2型糖尿病(T2DM)患者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指数、25羟维生素D[25(OH)D]水平与骨质疏松的关系。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21年8月收治的T2DM 121例作为T2DM组,另选取健康体检者119例作为对照组。分析不同人群中OSTA指数、25(OH)D水平、骨密度(BMD)情况,对比不同骨量患者OSTA指数、25(OH)D水平。分析OSTA指数、25(OH)D水平与BMD相关性。结果T2DM组OSTA指数、25(OH)D水平、BMD值低于对照组(P<0.01)。121例中骨质疏松31例,骨量减少39例,骨量正常51例。骨质疏松组OSTA指数、25(OH)D水平、BMD值低于骨量正常组与骨量减少组,且骨量减少组低于骨量正常组(P<0.05)。OSTA指数、25(OH)D水平与BMD均呈正相关(P<0.05)。结论T2DM患者OSTA指数及25(OH)D水平均明显降低,且二者与骨质疏松程度呈正相关,监测OSTA指数、25(OH)D变化情况可为防治T2DM患者发生骨质疏松提供有效参考。

OSTA在中国各级医疗机构骨质疏松筛查中的应用进展

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愈来愈高,其防治费用给患者家庭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随着国家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深入,各级医疗机构就诊人数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对于骨质疏松症的认识程度较低。在此背景下,骨质疏松症初筛工具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是针对亚洲绝经后女性制定的一套工具,只参考年龄和体重两个因素。虽然在使用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具有操作简单方便,灵敏度相对较高的特点,特别是在缺乏检测手段的基层医疗机构中进行骨质疏松筛查应用方面前景广阔。本文将近年来利用OSTA在中国各级医疗机构进行骨质疏松筛查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旨在探讨OSTA在此方面的适用性,以期为骨质疏松症的初筛、管理、分级诊疗等方面提供新视角。

OSTA对2型糖尿病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筛查效果评价

目的评估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对2型糖尿病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的筛查效果,为分级诊疗中各级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单位使用OSTA指数预测2型糖尿病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提供临床证据。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绝经妇女151名,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DXA)测量腰椎(L_(1-4))和股骨颈骨密度,计算OSTA指数,判断OSTA指数预测2型糖尿病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的价值。结果随年龄增长,受试者腰椎、股骨颈骨密度逐渐下降,OP检出率分别为28.5%、25.2%。OSTA各级风险中高风险指数在腰椎、股骨颈骨质疏松症检出率中最高,均为61%。OSTA中风险指数在腰椎和股骨颈OP检出率中较低,在骨量减少检出率中较高,分别是49.2%、50.8%。选取腰椎、股骨颈作为诊断的检测部位,OSTA指数预测OP的最佳截点分别是-2.9、-3.3时,对应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最大(P=0.000)。结论 OSTA能较好的筛查出2型糖尿病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可用于分级诊疗中基层医疗单位诊断骨质疏松症,建议OSTA最佳干预界值为-2.9。

MLR、WLR和OSTA指数与2型糖尿病患者骨密度的研究进展

2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Type 2 Diabetic Osteoporosis, T2DOP)是由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导致的以骨量减少、骨微结构受损、骨强度降低和骨折风险增加为特征的肌骨系统并发症,早期无症状且发病机制复杂,诊断方法有限,患者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高。当前对T2DOP的治疗主要采用抗糖尿病药物和抗骨质疏松药物。糖尿病患者任意部位骨折风险增加达32%,髋部骨折风险增加77%。即使部分2型糖尿病患者有较高的骨密度,仍具有较高的骨折风险,而骨折风险评分可能低估其骨折风险。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差和病程延长是骨折的决定性因素,跌倒是外周骨折的主要危险因素,微血管病变加速骨量丢失。糖尿病影响所有类型骨细胞,降低骨转换率,降低骨强度。为此,本文总结相关文献内容,并介绍MLR、WLR和OSTA指数与2型糖尿病患者骨密度的研究进展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中老年男性骨质疏松(OP)危险分层与定量超声骨密度(QUS-BMD)及双能X线骨密度(DXA-BMD)的相关性

目的分析亚洲人骨质疏松(osteporsis,OP)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OSTA)指数与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的相关性,并探讨跟骨定量超声(quantitative ultrasound,QUS)测定BMD对中老年男性OP的诊断价值。方法对893例45岁以上男性研究对象行QUS-BMD检查,记录跟骨QUS-BMD及QUS-T值,测量身高、体重,计算OSTA指数,其中255例研究对象同时行双能X线(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nmetry,DXA)BMD测定,按OSTA分层标准将受试者分为OP高、中、低风险组。比较各组间跟骨QUS-BMD、QUS-T以及各部位DXA-BMD的差异,分析OSTA指数与髋部、腰椎DXA-BMD的相关性。根据WHO的OP诊断金标准(骨质疏松:T值≤-2.5,骨量减少:-2.5<T值<-1,骨量正常:T值≥-1)将受试者分为OP组、骨量减少组和骨量正常组,评价跟骨QUS-T值对OP的诊断价值。结果 DXA-BMD测定者中,OP者71例(27.8%),骨量减少者143例(56.1%),骨量正常者41例(16.1%)。OSTA分层高、中、低不同OP风险组中,股骨颈、全髋和全腰椎BMD逐渐升高,高危组明显低于中危组和低危组(P<0.05),而中、低危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OP风险高、中、低危3组中OP患病例数分别为37例(48.7%)、17例(17.5%)和17例(20.7%),高危组中OP患病例数显著高于中、低危组(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示OSTA指数与股骨颈、全髋及全腰椎BMD呈显著正相关(P<0.05),相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48、0.439和0.141。跟骨QUS-BMD和QUS-T值在不同OP风险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跟骨QUS-T值诊断OP的曲线下面积为0.753,最佳截断值为-1.3,相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7.5%和61.4%。结论随着OSTA指数升高,OP风险降低,股骨颈、全髋及全腰椎的BMD升高,OSTA指数与各部位DXA-BMD成线性正相关。OSTA指数和跟骨QUST值对诊断中老年男性OP症筛查具有一定的价值。

2型糖尿病患者绝经后骨质异常与OSTA指数间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评价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指数能否作为骨折风险的初筛指标。方法 Lunari双能X线吸收仪测量患者腰椎L1-4,髋部股骨颈、股骨干、大转子、Ward′s三角区的骨密度(BMD)值,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将160例患者分为骨质正常组、骨含量减少组与骨质疏松组。比较3组患者的年龄、绝经年限、糖尿病病程等危险因素的差异,及3组患者各部位的BMD值及矿盐水平的差异,对3组患者各部位的BMD值与OSTA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OSTA指数预测BMD值的价值。结果绝经后2型糖尿病(T2DM)患者骨质疏松组、骨含量减少组、骨含量正常组,在年龄、病程两两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在腰椎、股骨颈、Ward′s区、大转子、股骨干的BMD值及矿盐水平,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间腰椎、股骨颈、股骨干、Ward′s三角区的BMD值与OSTA指数呈正相关关系(P<0.05)。结论 OSTA指数作为绝经后T2DM患者骨质疏松疾病筛查工具尚需进一步研究。

中国苏州地区老年女性中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的筛选

目的筛选与评估骨质疏松症的相关危险因素,为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选择3 915名苏州地区绝经后妇女,基于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指数将人群分为骨质疏松(osteoporosis, OP)低风险组(>-1)、中风险组(-1～-4)和高风险组(<-4),对其饮食习惯及女性健康史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怀孕次数、累计母乳喂养时间、绝经年龄、月经持续年限、茶、经常吃的肉的种类、最近一周吃油炸食品的数量、绝经类型、是否子宫切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上述变量是OP相关的危险因素。由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怀孕次数、绝经年龄、经常喝茶、绝经类型等与OP风险显著相关(P<0.05),而且怀孕次数与哺乳时间存在交互作用。结论苏州地区老年绝经女性的月经史、怀孕史、饮食习惯等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