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洲冷战政策形成探微

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起源于二战时期的美国亚洲战略构想，二战结束初期便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随着美苏全球冷战政策的全面展开，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逐步取得胜利，迫使美国逐渐调整其亚洲冷战政策。1948年10月正式确立日本取代中国成为其在亚洲的战略伙伴，来抗衡苏联及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本文通过对美国亚洲冷战政策的形成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受意识形态因素所制约的。

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冷战

20世纪 5 0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其影响是深远的。中美关系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的互动、危机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作用 ,显示了亚洲冷战的基本特点。

冷战格局在亚洲形成的时间

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是 :2 0世纪 4 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对峙标志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本文认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与亚洲有关 ,但由于战时和战后初期美、苏的全球战略重点和其亚洲政策 ,以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国历程和民族解放运动 ,冷战格局在亚洲的形成是在朝鲜战争后 。

1952年美锡经贸谈判的结局——以亚洲冷战为视域的考察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为强化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以锡兰向中国出口橡胶违背禁运政策为由,中断对其援助。严重依赖外援和橡胶出口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在美国的制裁压力和1952年世界橡胶危机的冲击下,陷入橡胶滞销和大米短缺的困境,寻求与美国开启经贸谈判,但并未终止对华橡胶贸易。为迫使锡兰妥协,美国同意其谈判请求。谈判过程中,美国坚持要求锡兰作出对华橡胶禁运承诺,在橡胶进价成本上寸步不让,对关乎锡兰生存的粮食需求却视而不见。深陷生存危机的锡兰既不想完全放弃对华橡胶贸易,又想重获美国的贸易优惠与资金援助,在对华禁运承诺和橡胶出口竞价制度上不肯妥协。利益诉求的错位注定了美锡谈判停滞不前。而英、中两国同锡兰的会外接触最终促成了美锡谈判破裂与《中锡贸易协定》的达成。这一结果导致美国对华遏制体系在锡兰这一环节发生了断裂,某种程度上扰乱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冷战布局。

日本的冷战史研究——再论亚洲冷战

关于冷战史的研究,如果与欧美相比,亚洲依然处于落后的状态。迄今为止,妨碍我们认识东亚冷战史研究以及在现代史的脉络中理解冷战史的主要原因在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固化的历史认识。因此,弄清基于上述认识所形成的'东亚冷战'的脉络,是日中冷战史研究的共同课题。对于亚洲冷战的起源这一共同课题,日本与中国的学者有必要对战后苏联的亚洲观、斯大林的冷战观共同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对日本的冷战研究作简要回顾,以拙著《亚洲冷战史》一书中提出的'意识形态''地政学''核'这三个变数,针对这一课题提出笔者个人的几个主要观点。

冷战时期中国台湾当局对中马关系发展趋势的评估与应对(1960—1971)

冷战时期中国台湾当局时刻关注中马关系的发展趋势,对中马关系的评估发生了转变。1960—1966年中国台湾当局基于对中马关系难以改善的乐观判断,采用派遣贸易代表团、支持“大马来西亚”计划、邀请马来西亚领导人赴台、协助马来西亚“反共”等手段意图促进台马“建交”。1967—1971年,中马关系正常化趋势出现后,中国台湾当局又以政治劝说、舆论宣传、推动购买马来西亚囤胶以及派遣高级别贸易代表团等方式试图阻挠中马关系正常发展。在国际局势变迁背景下,台当局阻挠动作未对中马关系正常化造成较大阻碍。

冷战、亚洲经验与作为方法的“台语片”

“作为方法的亚洲”是一种立足于亚洲本土经验与政治现实的“批判性话语”,它颠覆了西方知识体系下将“亚洲”视为“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亚洲”不再是西方/帝国视野“凝视”下的亚洲,而是拥有自身文化主体性和学术话语权的“亚洲”。基于此,本文将沿着“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理论路径去考察冷战格局下的“台语片”,把“台语片”作为方法,探赜冷战格局下中国的“亚洲经验”和地缘政治:第一,“台语片”中的“方言”问题引发了文章对于“中心”与“边缘”这两者关系的思考,从而进一步凸显出当时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政治差异;第二,“台语片”延续了中华文脉,吸收了中国电影传统,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超越政治差异、建构“文化中国”的方式;第三,“文化中国”本身并不足以超越多元化、差异性的政治经验,冷战时期“台语片”中殖民记忆的幽灵依然存在。

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

1947年10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斯大林并无意在亚洲也建立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始与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虽然提出让中共领导亚洲革命,并原则上同意建立东方情报局,但不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中共得到莫斯科的原则意见后,立即开始培训亚洲各国共产党干部。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共实际上取得了对亚洲革命的主导权,虽然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机构,但是通过开办马列学院和各种专门学校,以及把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聚集到北京,中共已经开始领导亚洲革命,特别是朝鲜问题的主导权也已经向中国转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苏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不再提起,但直到1960年代初,中国始终是亚洲革命的中心。

新世纪以来关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现状分析

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进程是以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抗为主要特征和基本动力的,东南亚区域处于亚洲冷战的前沿地带。在冷战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地缘政治、大国对抗等各种因素不断冲击和影响着双边关系,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一历史遗产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以及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调整与重塑。

二战后东南亚经济复苏的冷战性解析

战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严峻,该地区所谓自由政府的反共行为迎合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战后东南亚对实现美国在亚洲的冷战目的,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多米诺骨牌效应,完成美国在全球的民主化目标具有重要的地区性价值。东南亚对于日本经济的复苏、西欧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以及西方在与克里姆林宫争夺亚洲意识形态高地的过程中具有不估量的作用。基于此,美国由战后的不干涉转向公开介入东南亚事务,不仅介入印支战争,而且在战后二十年中始终以亚洲的全局冷战作为其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向东南亚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助推了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东亚冷战起源与扩展中的中国因素(1945-1950

通过对1945-1950年间中国内战以及美苏对华政策的考察,可以看出:1945-1947年,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主要受美苏总体妥协合作的影响,中国并未对欧洲冷战的爆发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但美苏在这一时期对中国东北问题的意见分歧所导致的后果,却已经促成了亚洲冷战的萌芽。1947-1949年,中共实力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美苏博弈对中国内战和革命的进程已不再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共的胜利事实上开始冲击雅尔塔体系关于中国问题的安排。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与苏联结盟,打破了雅尔塔体系下的远东国际秩序,对冷战扩展到亚洲起了助推作用,推动了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新构建。

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带动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比巴统"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更为严厉的管制。探索该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与其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和对东南亚的政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亚洲冷战的进程。

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维系反法西斯同盟的纽带消失,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美英和苏联的同盟关系逐渐被冷战局面取而代之。 冷战起源于欧洲,后又扩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作为战时“三大国”之一,且与美国有“特殊关系”,在冷战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英国积极促进美国实行冷战政策;但在亚洲,英国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作用。人们对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研究得较多,对它在亚洲的作用谈得较少,本文以战后十年若干重大国际事件为例,试就英国在亚洲冷战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

在杜鲁门总统任内,随着冷战向亚洲扩展,美国逐步重视东南亚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东南亚政策从无到有,插手东南亚事务,加强东南亚地区的反共力量以应对新中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全面遏制中国,确立以制华为核心的东南亚政策,为冷战期间的美国东南亚战略奠定了基调。

导致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分析

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是1965年柬埔寨与美国断交的前奏,它连同柬埔寨与美国断交一起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柬埔寨在1963年拒绝美援是邻国因素、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和柬埔寨自身因素等要素合力的结果。对影响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较好地理解亚洲冷战的复杂性,更好地理解制约美国亚洲冷战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因素。

评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

随着冷战向亚洲扩展和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杜鲁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东南亚的政策文件,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制订了系统、完整的东南亚政策,为美国东南亚冷战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对这些文件的研究,探讨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

中国早期的空间发展与美国的因应策略

从1956年确立第一个空间项目到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中国的空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军事威胁。然而,这一时期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空间发展都极为关注并以很高的政策成本做出了回应。通过梳理中国早期的空间发展脉络及美国政府的因应策略,可揭示美国对中国早期空间发展产生恐慌心理并做出过度政策回应的冷战政治根源。

金大校友郭俊鉌先生与南京大学的日军侵华暴行研究

郭俊鉌先生是金陵大学的著名校友,为世纪之交华人方面的日军侵华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郭俊鉌的主持下,20世纪90年代台湾金禾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以现代中日关系为主题的"国际视野丛书";郭俊鉌还亲自参与并资助了华人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他翻译了《亚洲冷战与日本复兴》一书,资助出版了记录南京大屠杀暴行的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38,并在南京大学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基金;21世纪初,郭俊鉌将所藏珍贵书籍3000册悉数捐于南京大学,大大推动了南京大学的侵华日军暴行研究。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

欧洲冷战格局形成以后,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其对日本政策,但是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促成美国决策层在原则上统一了对日方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最后决定把日本作为盟国重新武装,单独与之媾和,并为此故意拖延停战谈判。在战局被动的情况下,苏联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并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在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与冷战——中国的援越抗法与美国的援法反共

1946到1954年间在印度支那地区发生了一场抵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战争,即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起初,这只是一场法国与越盟之间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战争。但由于特殊的全球冷战背景,中国与美国纷纷涉入,使这场战争染上了冷战的色彩,成为除朝鲜半岛外,中美较量的另一个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