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亚洲想象的建构与断裂——论“泛亚洲电影”模式的流行

"泛亚洲电影"或曰"亚洲电影共同体"的兴起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当我们详细考察亚洲电影近十几年来的发展状况,就会发觉"泛亚洲电影"崛起这一令人欣喜的表象之下,难以掩盖的是合作领域和类型的单一、本土文化多样化的丧失以及自我他者化的倾向等不争的事实。

孙中山的亚洲想象与日本

孙中山从十三岁起前往夏威夷并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二十六岁于中国香港西医学校毕业。西式生活、成长及学习经历,形成他对西方文明的认知。西方制度、器物文明也成为他政治革命理念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基底。与此同时,在对西方侵略主义的体悟和对中国现实状况的不满,也引发了他对中国存亡及未来发展问题的思考。在这样的生活、思想轨迹下,早期孙中山与日本几乎毫无关联。然而,究其一生的革命历程,日本及日本人显然已成为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对亚洲的想象更是孙中山与日本发生关联的因素之一。

日俄战争与文学的亚洲想象

日俄战争发生发展的脉络,完整展现了“泛亚黄种想象”的催生与破裂。战争前夜,晚清有关黄种的知识建构与中日两国的拒俄动员,为黄种联合的构想提供了认知基础,中国作家在危机与焦虑中想象与日本策略结盟,并在文学作品中预演了一场黄种联合的抵御型战争,呈现出去战化的胜利亚洲形象。战时,清政府失责而民间团体兴起,组成次国家行为体,幻想与日本共同抗俄,建立起以侠情和尚武为核心的亚洲人格,催生出“正义亚洲”的集体想象。随着战争的结束,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人种竞争概念中隐藏着强权与暴力的文化逻辑,蕴生出对日俄战争的反思并且揭露了“整体亚洲”的想象困境。

亚洲景框与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曼德维尔游记》中的“替补”逻辑

《曼德维尔游记》隐喻地表达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认识范型,其中的亚洲记述大量借用了《鄂多立克东游录》中的相关内容。对两部游记重复的部分做一比较,可以发现相同的路线和内容背后是不同的叙事与结构。《鄂多立克东游录》快捷、简约的场景转换在《曼德维尔游记》中遭遇了延岩、阻隔,场景之间的持续性意义联系也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危机。《曼德维尔游记》的每一个场景都将偶然地栋选出某个个体观众,并且单独地将其“摄入”。个体性的画面型构了个体性的意识,个体化的进程就此开始。《曼德维尔游记》的叙事者与受众成为异域景观或“存在者”的主体和中心,这意味着“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与绘画透视法原则确立“中心点”是同一件事情的同一个过程,于是,透视化的亚洲景框就发明了亚洲的“他异性”景观。《曼德维尔游记》中,虽然亚洲的“他异性”被叙事者和读者强行带入或关联于自身,但“替补”机制的运作又瓦解了现代欧洲主体意识的自足性。

何谓“东亚”?——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

"东亚"概念的形成是与西方现代历史的自身演变及其对东方的殖民化过程密切相关的"现代性事件",这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已被提及。但要理解"东亚"认同的基础及其历史内在性,仅仅将概念本身置于西方普遍主义叙述背景下是远远不够的。从近代中日韩三国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所形成的文化心态与认同机制来看,"东亚"自身的想象不但与"西方"的崛起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关联又与"东亚"内部的政治地图与秩序安排的重组并行。因此"东亚"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交错相关的过程:一个是周边地区在形成自身的民族国家轮廓时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过程;另一个是所谓"东亚"内部的相互"殖民"和"被殖民"的过程,甚至还包括中国自身的"去中国化"过程。

身份认同与战时文化、政情隐喻——佐藤春夫“时局小说”《北京》论

佐藤春夫的中篇小说《北京》是典型的国策文学。主人公、留日医学士蒲氏因中日两国间"力的冲突"而废除了与日本女性的婚约,但回到北京后却与此女隐秘交往,这一设定暗示了战争无法阻断的、"亚细亚之子"宿命式的命运交汇。战争中,因在爱中国与爱日本之间左右两难,蒲氏拒绝效力伪政权,而选择以政治上的"去身份化"、中立无为和行动上的"无害化"、有所作为来报效两国,这实则是佐藤为沦陷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的周作人式的"爱国选项"。战时语境下,蒲氏家族结构的国际色彩及其内部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杂糅、互动,一方面隐喻了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化对比中将日本人、日本文化置于崇高地位,为日本侵华制造合理性、美化日本侵华罪恶的同时,又以对欧洲列强火烧圆明园的批判等,为"大东亚共荣"话语提供了逻辑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