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旅游安全合作--基于亚洲新安全观的视角

近年来东盟域内涉及中国公民的旅游安全事件增多并表现出受侵害程度深和分布地域广等特征,旅游安全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亟需扩展的领域,但学界与政策界对此领域研究和关注仍属起步阶段。面对制度供给不足、合作共识欠缺、救援机制梗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等困境,中国应与东盟在亚洲新安全观理念下,将旅游安全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发挥中泰旅游安全合作"早期收获"示范效用,推动政府与民间双轨互动,在旅游安全形象互塑、多边救援等合作领域发力,完善旅游安全合作机制,共建命运共同体。

东亚安全困境与亚洲新安全观的启迪

东亚安全局势纷繁复杂，地区安全热点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在于东亚二元格局所导致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合作脱节。美国领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主导着东亚地区安全，存在着发展、安全不可持续等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亚洲新安全观拓展了实现东亚安全的原则、丰富了东亚安全理念，有助于构建集发展型、内生型、合作型、治理型和创新型于一体的全新安全合作架构。

基于亚洲新安全观的克什米尔问题解决方案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克什米尔问题始终是困扰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核心问题,其间战争与冲突时有发生,不仅阻碍了印巴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为了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各利益攸关方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尝试包括来自印巴双边的谈判方案、联合国的公投方案和外部大国的介入方案。鉴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印巴国力差距持续拉大以及由此而来的认知和心态的重大变化,加大了问题的解决难度,使得上述三种应对方案或尝试均陷入困境。因此,基于现实,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印巴双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而中国积极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束缚,提出全新的安全理念,可以为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的地区性解决方案,值得印巴双方重视。

习近平主席的亚洲新安全观

为有效化解来自美国、日本和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挑战，在外交理念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谐、和睦、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亚洲新安全观；在战略层面，提出了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举措层面，提出“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决心。这一构想的实施可以使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促进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安全，推进合作安全，促进发展安全，增进可持续安全。

东亚朝贡体系影响下的亚洲新安全观

东亚朝贡体系是指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它以宗主国的册封和藩属国的朝贡为基本前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贸易等方面交流的制度和秩序。东亚朝贡体系开始于秦汉,成熟于隋唐,鼎盛于明清,到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国力的衰败,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维持了一两千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解体,但朝贡体系留下来的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亚洲国家未来的合作,特别是亚洲安全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代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浅析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原因

"亚洲新安全观"是中国领导人面对目前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针对亚洲的具体发展状况提出的指导亚洲安全走向的新理念。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树立"新安全观"是基础,建立安全机制是保障。从近年来的世界安全形势出发,探讨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基本内涵,以及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中国将在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亚洲的和平发展进程。

亚洲新安全观及其秩序意涵:规范的视角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权力内涵与安全内涵均发生重大的变化,建立在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基础上的旧的安全观已经不适应亚洲形势的发展。倡导新型安全观已经成为亚洲的客观需求和历史必然。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既是安全观念上的一次创新,也是安全规范和安全秩序领域的重大变革。亚洲安全观的倡导和实践将引导亚洲安全秩序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转变以及从权力型向创制型的转变。

亚洲新安全观与亚洲安全秩序构建

新时期亚洲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恐怖袭击、海洋权益冲突和领土争端、部分国家极端右翼势力、新霸权主义、核危机以及国家之间的战略猜疑。亚洲利益主体多元复杂,安全事件高温不减,打破国家间认知错觉和战略误判、处理好地区性大国间关系、健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实现地区安全的关键。各国应重新审视亚洲安全格局,转变安全理念。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应在亚洲新安全观的引导下,形成共识。各国需从观念基础、制度保证和衍生根源上,解决安全问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亚洲新安全观探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全的理念在全球不断盛行,以认同理念、共同理念、协同理念、和同理念这一"四同"理念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得到了亚洲其他国家甚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同。与此同时,亚洲新安全观这一概念不仅符合亚洲人的利益,也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维护亚洲地区的安全,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可行的蓝本。在未来,亚洲各国和地区的都将携起手来,共建美好亚洲家园,实现亚洲永久安全。亚洲的永久安全又为世界安全奠定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根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使得亚洲新安全观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我们坚信,亚洲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亚洲新安全观”的渊源、理念及其意义

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理念的"亚洲新安全观",不仅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而且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凝聚了亚洲国家共识,促进了亚洲团结;彰显了具有"和合"文化底蕴的现代"和平共处文化"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亚洲人民的新共识;表明了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亚洲安全和世界安全事务、维护亚洲安全、稳定和发展的诚意,对于亚洲国家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安全难题,实现安全合作发挥着重要的指针作用。

共同安全:凝聚亚洲新型安全观

近年来亚洲面对历史积怨和领土海洋权益争端等越来越多的安全挑战,世人对亚洲局势的判断评价是:"经济增长""信任赤字""安全困境"。上海亚信峰会主题是凝聚亚洲新安全观,共创安全信任合作新局面,探寻破解亚洲安全困境和难题之道。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顺应了亚洲地区的秩序体系变革趋势,是应对亚洲安全挑战的必然产物,体现中国新安全观的和平、和睦、合作的深厚蕴意与基本特征,其向外部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亚洲安全合作的深刻解读与阐释。新安全观夯实了亚洲和平、合作、和睦的发展之根、合作之基、共赢之本。

习近平“亚洲新安全观”论析

习近平总书记"亚洲新安全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并表现出与以往安全理念的不同特征。从安全层次来看,它属于"地区安全";从安全主体来看,它所关注的是地区整体安全;从安全类型来看,它兼有"内向型安全"和"外向型安全"两种安全理念;从安全性质来看,它属于"积极性安全"。亚洲新安全观是一种新的地区安全理念,根据这一安全理念将形成一系列新的安全规范。我们应对亚洲新安全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促进整个亚洲的地区化进程,增加亚洲各国的互信程度,进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亚洲新安全观与东北亚安全机制构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类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因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议题而备受热议。由此,关于安全观的各种阐述应运而生。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办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理念的亚洲新安全观,引起了与会政要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东北亚作为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形势极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其安全领域的危机事件层出不穷,域内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尤为严峻。中国倡导各方共同努力,共同克服困难,通过实践亚洲新安全观来缓解东北亚安全局势,而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则是当务之急和主攻方向之一。

共同营造新世纪亚洲和平发展环境的战略创新思路——亚信上海峰会后析

亚洲是当今世界涵盖多元文化和复杂矛盾冲突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给亚洲带来稳定,亚洲的地缘政治板块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各国间相互防范的心理大大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将构建亚洲安全环境的探索推向新阶段。而在克服亚洲地区安全危机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也必将经历认识的检验和实践的不断充实。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安全矛盾,特别是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笔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要复杂得多,其背后是正在渐获动力的亚太安全架构转型。从内涵上看,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带来了四方面安全挑战:权势转移引发的安全竞争、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安全后果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问题。尽管发展方向尚不明确,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仍显现出两个重大趋势,即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正逐渐为一种后冷战结构所替代,亚太安全架构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渐由美国主导转向由亚洲国家主导。要推动亚太安全架构朝向更加合理与自主的方向转变,亚太地区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打造符合21世纪和平发展特征的规则体系,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能力,为真正承担起维护亚太和平安全的责任做好准备。

构建中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探析

苏联解体后,诞生了中亚五国,留下了地缘政治权力真空。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目前该地区正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这包括边界冲突、跨国民族矛盾、资源短缺、种族暴力、颜色革命、糟糕的边境管理、毒品走私、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俄罗斯军事介入加大、有组织犯罪及疲软的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等,强烈的共同安全利益无疑增强了扩大地区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各国均期待共建中亚安全共同体,以维护地区集体安全,有效应对三股势力和全球化的内外部挑战。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

阿富汗问题与亚洲的安全治理

阿富汗问题是亚洲安全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美国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但美国的战略困境并未得到解决,而阿富汗在欧亚大陆的中枢位置则显示了该国的安全问题必定有巨大溢出效应。亚信机制是目前亚洲最具广泛性的安全论坛,或可在其框架内设置亚洲安全理事会,以支持和维护阿富汗安全与稳定为切入点,以中俄印等亚信主要成员为核心,共同承担起亚洲人民管理亚洲事务的重任。